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正在开大会的时候，敌机空袭武汉。在轰炸声中，大会继续进行，并未少停。那一天，敌机没能扰散大会。以后，一切困难也都没能使“文协”解体。到今天，“文协”已有了整整五年的历史。
　　一个人的事业也许不难于继持五载，一个团体就不这么容易了。想起来，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很惭愧，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来。可是，五年的生存，也充分的表示出，文艺工作者们既没有因生活的困苦而离开岗位，又没有改变了以文艺宣传尽力于抗战建国的初心。这一点，虽然不足使我们自夸，可是也不妨明白的指出，使大家更奋勉前进吧。
　　在文协初成立的时候，大家谁也不晓得应当怎样去作事。但是，在没有详密计划的情形下，大家却不约而同的决定了做事的宗旨。就是：第一，团结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要保持得长远，推展得普遍。第二，大家要多对团体尽力，而不苛求团体的供应周到，因为文协命定的是个清苦的团体。第三，事事公开。这三点并没有明文规定，而是一种默契；不是办事的细则，而是大家爱护团体的一点不言而喻的约束。在今天我们要报告五年来的会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这三点，因为我们所能说出的那些事实都实在以此三点为主动力，我们的团体之所以能延续五年，也不过是此三点的证实而已。
　　真的，因为大家晓得团结非一时一地的事，所以总会才能继持五年，而且凡是与总会接触过的，赶到散至四方的时候就马上组织分会——因此，我们在成都，昆明，贵阳，香港，桂林，襄樊……都有了分会。
　　因为大家晓得文协是个命定清苦的团体，所以也就知道非苦干不能有任何表现。会中的经费，在武汉时，每月都有二三百元。到今天，也不过千余元。以这么一点点钱，我们要维持一个会所，要按期刊行会刊，要举行种种集会，要与各民众团体交际联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竟自被我们做到了。在开源方面，我们除了政府机关的补助，概不接受。我们穷，可是不能随便伸手接钱。在节流方面，我们就专凭会员们的热心，来替团体赔着钱作事。在武汉的时候，大家给会刊写稿，并没有稿费。会所迁至陪都，大家的生活更感窘迫，会中才按月拿出一些钱来，愿要稿费者照付，不愿要的便道谢。近二年来，物价高涨，大家才一律拿稿费。会中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乃恳请中央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即蒙批准。会刊才得以继续刊行，未曾中断过。一方面是表现了会员的苦干精神，一方面也是政府的鼓励所致。大家支持会刊的这一点精神，也在其他的事务中表现出来：我们开茶会，会员自己掏茶资；我们聚餐，大家出饭费。除了开年会，我们不曾把钱花在点心茶饭上过。会中印好的信纸信封是为写公函用的，会员们和理事们全未揩过油，而理事们为会中通信，几乎永远是白赔邮票。只有一样是我们从来不愿缩减的，就是会所中的灯油炭水。会所中的设备是极简陋的，但是凡来会所居住的都不用出灯油炭水的费用；我们虽不能供给饭食，可是多少也教由远道来的朋友得到一点亲密之感，多少教文协的会所有点文艺之家的样子。这些琐细的事情，似乎值不得写在报告里，可是，细想一想，这又的确是我们办事的精神。因为有这一点精神，所以大家才相亲相爱，才大家一心的爱护团体。五年来，我们无论开什么会议，从不流会；无论发起什么运动，大家总踊跃参加。总会为此，分会也差不多，因为多数的分会是由总会的人到各处去创设的。他们既晓得总会是怎样苦干，所以分会也应当照样的没有钱而要办出事来。假若他们等着有了钱再办事，恐怕我们就连一个分会也没有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年来抗战文艺的推动与文协的发展，不是金钱的作用，而是大家苦干的精神所结的果子。
　　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一点也不否认这句老实话。真的，我们有多少多少事，都因为没有钱而无从举办。但是，我们决不灰心，决不因穷困而停止了挣扎与努力。明乎此，我们便明白了文协为什么可以用那么少的钱而办出事来，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文协有时候显得那么寒碜的样子来。钱并没有控制着我们，不过钱可也有时候使我们决定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在热闹场中，文协多半是不肯露面，因为我们晓得吃西餐的费用不是我们力所及的。反之，遇到文化劳军和宣传中英中美新的这类事的时候，我们便一定不肯落后。每次为慰劳将士献金，文协必定走在前面。我们没钱，但是可以卖字卖文，和捐赠图书去义卖。最近，为文化劳军，我们奉献了一万多元。至于宣传的文字，政府机关只要委托我们写制，我们必尽力去作。从台儿庄的胜利，到中英中美签定新约，我们所写的宣传品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办事的另一个原则便是事事公开。文协成立了已经五年，我们敢说它没有一件秘密的事。有事，必定要大家商议，大家负责去办。因此，五年虽然不算很短的一段时光，可是我们的会里没有派别，没有因意见不同而发生的笑话。仗着这个，我们确实作到了文艺界的大团结。
　　以上是就团结，苦干，及公开三宗旨来说明我们怎样在经费奇窘中支持我们的团体，至五年之久。以下要报告这团体对文艺与文艺界的影响。顾名思义，文协是文艺界抗敌协会。既标出“抗敌”的字样，显然的我们是要在抗战中以文艺宣传报效国家。于是，我们倡导并实际去写制抗战文艺。假若没有这个团体，我们相信也会有许多文人自动的这样以文字为利器，从事抗敌。但是我们也会想到，有一部分文人或因生活的方式，或因迎合读者的心理，而仍撰制一些与抗战无关，或且有害的文字。有了文协——它既是全国文人的组织——情形可就不同了。它有全国的文人作它的支持者，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及报纸的文艺副刊的编辑者几乎全都是文协的会员。这样，文协便成为战时文艺运动的心房。这颗心既因神圣的抗战而跳动，它就决不容有害的东西掺入血液中。诚然，我们并没有浪费笔墨喊叫打倒谁，但是我们对抗战尽力的一点真诚，便是以使该被打倒的人自动的隐匿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