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这里有一位没有听过看过旧剧或鼓书的文人，我想，在他心中也许以为这类的通俗的东西不会有什么讲究，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那么一堆而已。即使他让一点帐，承认它们多少有点讲究，那也绝对不能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的技巧相提并论。
　　对于前一层，让我们拿旧剧本作个例子吧。旧剧之中，我们承认，的确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由大体上说，它们都有一定的结构与表现方法，绝不是随便凑成，象一个梦似的。就是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若留心看一看，也有它所以如此的原因。譬如，最初的一个剧本，本有完好的结构，与妥当的穿插；可是到了伶人手中，就许因为太顾向台下讨好，而把剧中某一部分尽力扩张，甚至于把它扩张到可以独立，另成一剧的地步。这样喧宾夺主，或化整为零，就破坏了剧本的完整，或失掉原来的意义。有好多武剧吃了这样的亏，只顾了起打越火炽越好，而遗忘了更重要的戏剧效果。
　　可是，相反的，也有些剧本，经过多少次演唱与修改而越来越简练精美，削去浮泛，只留下心核。近几年来，京派的伶人因与海派的竞争，往往以“旧剧重排，全剧古本”为号召，而排演“本戏”。这些“古本”多半是沉闷冗长，只增了场子，多占了时间，并无怎样了不起的好处。这可以反证出旧剧在生长中也并不是没有受过淘洗与剪裁，虽然有时候不幸而变得很坏。
　　据上所述，剧本有时由好而坏，有时由坏而好，其所以好与所以坏，都足以证明旧剧并非随便可以凑成，它自有它的方法与技巧。
　　对于后一层——通俗文艺的技巧是否可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技巧相提并论——我以为：因为形式的关系，技巧自然不能完全一样；但这只限于技巧方面，而不是在文艺本质与原理方面有所不同。由文艺的宣传性说，凡是文艺作品都要宣传一些什么；通俗文艺在这一点上，不但没有忽视，而且比别种文艺更热心：一出戏，一本小说，一段鼓词，莫不含有很明显的教训。因此，民众虽然大多数是文盲，可是他们有他们的道德上的裁判与责任，维系着精神的生命。他们的这种裁判与责任多是“有诗为证”的：作文官的要清明如包公，武官应忠勇义似关公与岳老爷，赵子龙是勇士的象征，西门庆理当永远拴在尿桶上……用不着说，这些根据是来自通俗文艺。戏台，书场，不啻是民众的学校。自然，在通俗文艺中也有许多淫秽的地方，可是淫秽的东西往往是在干净的东西里面包着。当形容潘金莲得意的时候虽然极不正当，可是到说她被杀的时候也极严厉。拆开来看，是反宣传，诲淫诲盗；合起来看，就知道了原意，正是惩淫诛恶。若是能加以剪裁，不教邪胜于正，自能不失其宣传的本意。至于那些专以淫秽为主的东西，当然是须禁止，正如别种专抒写色情而无其他更高的启示的文艺作品那样该当禁止。这样，通俗文艺在文艺的本质上，实在尽着宣传与教训的责任。假若它有时候不大洁净，或思想陈腐，那不能只责备它本身，社会上没能尽到对它应尽的责任也不能不算是罪过。单拿文人来说，有谁在抗战以前曾想到过为民众写作一些读物呢？新的不来，旧的只好自生自存，当然它陈腐，它没有得到一点新血呀。它正当不正当，它陈腐不陈腐，反正它没忘了宣传。今日的问题是在如何去矫正它，革新它，因为它确是与别种文艺一样的负着宣传的使命，而且事实上证明，它确是有力量负起这使命。
　　在文字上，它也和别种文艺一样的具备着文艺的条件。它有想象，有图像，有音节，有脱口而出的字句。自然在字汇上，它没有《佩文韵府》和文艺辞典为它作解释，抬声价，可是它有清新的词语，象刚摘下来的瓜果那样带着田园的鲜美。它的字汇是来自民间，充分的含有民间的思想与想象。在这一点上，它也许比古典的，甚至于新兴的文艺，更多着一些新的血脉，往往使人拍案叫绝。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公平的指出，因为民间的生活艰苦，教育落后，更因为民间文艺多半是取韵文的体裁，它的字汇也有好多是因袭沿用的，既不足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更难以推陈出新。不过，这个缺陷也就正是今日所急宜设法弥补的；在弥补这缺陷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能公平的看出它的优点，它的优点也正同于其他一切文艺的优点，活泼，自然，脱口而出，绝不别别扭扭，使人闷气。
　　创作的文艺是想象的。通俗的作品一点也不缺乏这条件。在这条件下，也许它不学无术的把历史弄错，或误解某事件事实的真意，可是我们不能说它不是想象的。它能从《水浒传》中单单提出个武松，使之另成一部小说。这武松也许不象原来的那个样子，不但杀嫂打虎，并且做了许多与他无关，而恰好是民间愿意听的事情，他也许会扑灭蝗虫，或求雨；事实是错了，但想象却充分的活动着。这武松的故事，有头有尾，有声有色，有穿插，有逗宕，从考证方面看，它是愚蠢得可怜；从文艺上看，它却自有它的立脚地。自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应当曲解了历史，而是说我们即使责备通俗文艺的历史上的知识太幼稚，我们可也不能不承认它的想象力的丰富。
　　在结构上，它也晓得如何由分散而团圆，由纡缓而紧张，由铺陈而判断，正如别种文艺的那样费心机，巧安排。就是一段鼓词，也知道这些方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片段；不但在文字上如此，连唱法也是越来越紧，使事情与歌声一同走到顶点。
　　再提到趣味，通俗或者比任何种文艺都更聪明一些，仿佛它早就晓得“沉闷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一句话。在一个文人雅士看来，或者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趣味太低级，或缺乏控制。我承认它有时候缺乏控制，因向观众讨好而失去严肃的态度；至于低级不低级就很难判断了——我们至少该想一想再说话。一个不晓得民间疾苦的文人，根本不能明白为何两个乡人为争一堆牛粪而打起架来，他当然也就不能欣赏因争牛粪这件事而来的打趣凑笑；而指为低级。这到底是不是低级？谁敢说！或者，一个文人看到野台戏中的包公嘱令王朝、马汉去捉鹌鹑烧烧吃，或包公自己背着铺盖卷赶路，他也许说这是唐突包公，趣味低级。可是他一点也没想到，这种形容正是民众把包公看成为他们痛痒相关的人，是关切而不是唐突。至于要使民众都知道每个人的身分地位，而恰好的去配备每个人的衣食起居，那恐怕就先要解决民生问题与教育问题，而不仅是文艺本身的问题了吧。还有，有些文人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言语往往不大干净，故曰之为低级。这也要看它要求的效果是什么，而不能专以粗俗否定其低级不低级。言语粗俗，而健康爽朗，一定比吞吞吐吐，暗隐淫邪的净得多。文雅不一定就是高级。故意掉书袋，之乎者也的自居高雅，也只能令人作呕，亦是低级。所谓低级不低级的判别，似乎宜以立意与效果的是否无聊而定，而不能以事实及言语的雅俗而分。通俗文艺生长自民间，它表现着民间的思想，反映出民间的生活，也就从民间的生活与思想中找出讽刺幽默，增多了趣味。有了趣味，便也增加了它的宣传力量。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趣味有时候低级，可是我们切不可因为不了解民间生活，而把所有的趣味都断定为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