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艺的质和量都还差得很多。作家生活的困苦影响到生产的精细与效率，而书商们的先顾自己的态度，也是使作家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产生的量既不足，而传播的力量又太小，以致军民都闹着精神食粮的饥荒。作家们自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搁置不问，遂使文艺运动受了很大的打击。
　　说到质的方面，差不多就是说到三年来文艺问题的讨论的全部。否定的批评，艺术至上的心理，都有声的或默默的鄙视抗战八股，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使抗战八股有所借口，尊崇艺术而也关心军事与胜利，并且知道民间读书能力确是低弱的人，却又深感不安，而不便开口。我以为，否定的批评等于虚无，自己开心，对人无益，力宜扫除。至于怜惜艺术而斥责粗劣的宣传品，正自大可不必；抗战八股毕竟强于《小上坟》，而《小上坟》固未被炮火轰掉。睁开眼睛看看老百姓，则认识了宣传品的粗劣亦自有其客观的需要在。再看有些青年们，无文艺修养，无人指导，而怀着一团热情，尽力于宣传，情有可原，功自所在，尤胜于开口艺术，闭口灵感，而永不动笔者也。为今之计，我们似应把事情分清：有文艺修养者该作什么，稍有修养者该作什么，无修养者该作什么，才是文艺总动员，然后，该供给大学生中学生什么，该供给能读书的士兵什么，该供给只能听不能念的百姓什么，都有个准备与供给，才是普遍的文艺运动。给人人写的机会，给人人读的东西。才高的可以写出一部《水浒传》，才短的可以编个小唱本。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这才能发动，才能推广；人无弃才，文皆抗战；伟大之作，永垂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以这包容的态度去倡导，则文艺日繁。以这客观的态度去探讨，则文艺日新——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以我们的真正经验与抗战热诚去开辟我们的道路。
　　载一九四○年七月七日重庆《大公报》“七七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