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必须是综合的，是指我们的“认识”说的。初期抗战文艺的所以空洞，正因为我们的认识是片面的，是间接的。要打算把文艺水准提高，必须增加认识。比如，我没有到昆明以前，只知道北京是一个大城，昆明大概是一个荒凉的野地，不知到了昆明以后，昆明也是这样好，看到我们有这样大的土地，我们就认识我们的力量，决不会很快就完的。不过我们的弱点是很多的，我们应该认清这点才能矫正初期抗战文艺的空洞，作家必须是全民族的心灵，这样才能描写抗战。抗战初期的文艺是不够的，那只是高射炮的破片，并不是重轰炸机。
　　我们今天写文章，应该让自己的心和社会同样的跳动，否则决写不好。我们不能象过去一样自居为高等华人而去可怜一般人民，须知每一个简单士兵的描写实在是代表全部文学史的。中国几千百年都以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一个农民去参加抗战的队伍，辗转经过许多地方，使用新武器来打仗——这是千百年文化的综合，不看清楚这点，就无法描写。
　　所谓文艺是要本位的，是一技巧问题，世界的眼光和本地风光的本位技巧并无冲突。外来的固应该接受，本来所有的亦应学习，我们需有现实的眼光，不能象五四时一样永远模仿西洋的语言和技巧，也须用自己的语言和技巧完成自己的东西，明日之文艺必须走这条路。抗战初期作品之浮浅，描写的潦草，是由当时印刷条件，与民众急需抗战读物的条件而决定的。战争的延长，文艺此后会依着上面三个原则渐渐发展下去，生长起来，我们决不以抗战初期作品是浮浅而悲观，觉得它无用，要以它的发展来注视。现代文坛的沉寂，大概便因一部分人在埋头著作，或搜集写作材料，不因为印刷之困难，材料收集之不易，作家生活之困难，而不能有显著之成效，这是希望社会上给予帮助的。
　　民族形式问题
　　抗战以来，我们感到文艺的最大的缺点是未能深入民间，抗战前很少有人到民间去。抗战后写家们深入到军民中，才知道民间根本不知道新作家的作品。这使大家知道必须研究如何才可使民众知道，于是他们发现这不知道的原因主要是文法，叙述的方法。西洋的结构与中国的平铺直叙不相合，此外还有语言问题。文人遇到了这些事，便提起了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如何通俗化的问题，以习惯的五四以来的白话去接受民间文化，仍有大隔阂，因为民间仍有他们的通俗读物，我们若是全盘用民间固有的东西，那就投降了他们，文艺本来是领导他们的，决不应当投降他们。他们当中有活语言但也有已死的，所以有时我们利用它时就感到困难，如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很难加入民间的鼓词中去。
　　有一种人主张不为文艺着想，照着民间式样加入抗战的材料，一点一点教育民众，这是教育问题，不是文艺家的事。现在中宣部教育部有人在那里作这样的事，他们只是减少一点腐败的，增加一点新的，这就是旧瓶装新酒的办法。
　　第二种人主张要保持文艺性，虽然仍用旧瓶，但仍顾虑到文艺性，此种人对地方东西很有研究，不过他们仍受限制，如何用旧戏来写现在的事，有时驴唇不对马嘴，因既用旧形式，要用旧故事写才好。因为旧事情表示新思想有时就不可能，新思想与旧形式不会相合的，所以这种办法只能延长老的生命，在抗战中也许有一点作用。但究竟因了限制，如只能用岳穆激动抗战忠心，但不能指导目前如何抗战。
　　第三种作者不主张用旧瓶，但受第二种人的影响，他们仍按自己创作的方式去做，不过没法使文艺传入民间，但不套老套。这时候传来苏联的“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口号。
　　这个口号在苏联本是容易解释的，因为苏联民族复杂，各民族发展自己的东西，只要内容为革命的就成了。但在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全用汉文，所以这问题成了专对汉文讲，结果就成了接受自古遗传下的宝藏问题，但这接受是指《红楼梦》呢？是指《水浒》？或者指《离骚》？都无一定标准。因而转成民间形式问题，这与原来的意思不同了。假若这问题放在藏蒙苗胞等身上，便可成为“民族形式抗战内容”，与原旨相符。可是，大家没有这样讨论，结果“民族”几乎变成“民间”了。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如何应用，与民间的形式问题的讨论很多。现在大致概括为两种：（一）现在活在民间的文艺，结构虽不大完美，但它的形式，描绘，词句，是我们所不及的。这一派人于是主张我们要从这些口头的活文学去学习，去发展它，才可得出真正民族形式，这就是说从固有的东西中建设起新的文艺来。
　　（二）另一部分人认为文艺必须是创作的，决不能模仿，要顾到言语美，描写的特色，但是民间固有的东西不足为新文艺的源泉，讨论详情不细述，不过今年春天已算终止，胜利是属于后者。
　　这次讨论有很好的作用，我们由讨论中发现了活的文艺，有许多人便在研究同一故事怎样在各地有不同的表现方法，这是很有用的考察，同时因考察而生出许多问题来，这些将来又对我们的创作必有很大帮助。
　　我个人的经验：觉得把握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太复杂，技巧之把握就须费许多时间，如旧戏就有服装，脸谱，台步，歌唱等问题都须研究，因为只有技巧熟了，才动得笔，而且就是把握住以后，新旧仍不易调和，如“地溜平”、“马能行”、“马代战”等已不使用，但新言语又因音韵等问题而不易用，顾新就不能顾旧，多一分旧便少一分新，二者是不易调和的，如全用新方法，我可以很顺利的去写作，一顾到旧，则写出的东西失去了活泼，且写起来很费时间，所以，依我的意见，我是赞成仍沿用我们五四以来的文艺道路走去，只要多注意自然，不太欧化，理智不要妨碍感情，这是比较好的一条路。主要的问题在深入大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更深的同情他们，这比只知道一点民间文艺的技巧，更为确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