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捐款：本会成立后，会费收入无多，请款尚未批示，而会务进行，事事需钱，故不得已向名誉理事及理事捎募，得冯焕章理事三百七十五元，于右任名誉理事三百元，邵力子理事二百元，张道藩理事一百元，陈真如理事三十元；筹备会欠账赖以清偿，急需之件赖购备。（3）补助：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教育部补助本会每月二百元；中宣部每月五百元——于六月间始行领到。九月起，政治部批准每月补助本会五百元，于本年一月领到。本会举办通俗文艺讲习会，教育部特予补助三百元。（4）经费之支出：会所租金、水电、职员薪资、邮电等，为每月必要的开支。会所不求美好，薪资复极微薄，故每月开销约在二百元以内。
　　出版部需款较多，因会刊在创刊之时，不能马上收账，必须垫款，而陷落区域复无从索欠，即认损失。本会迁渝后，以通邮区域减少，销路随之低落，而印工纸张又涨价数倍，遂致赔欠甚巨。（详细帐目由出版部报告。）分会成立，经费无着，本会量力补助，以推动各处工作。
　　研究部除购买图书外，各项座谈会亦略有开支。组织部用款，概为邮电之用。
　　茶会晚会及聚餐等用费，均由参与者出钱，本会概不开支。
　　帐目随时在会刊上披露。会中存有杂支帐及总帐。一切收费均交银行活存。一切开支均有收据贴存备查。
　　结至今日，稍有存余，若刊行前线增刊，及举办讲习会等，即无余裕。
　　（四）会议：
　　自去年四月四日起，至本年三月八日止，共开理事会十四次。在最初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是分开来的。一到武汉疏散人口，理事和常务理事已有迁到别处去的，于是每次开常务理事会就也通知别的理事，以便开得成会。从这以后，两会即不分开，因为分别开会，无从够法定人数。十来个月的工夫，一共开了十四次会，似嫌太少，可是这也有个原因：本会迁来重庆，在路上就耽误了半个月；抵达重庆后，理事只有六七人，不能开会，所以凡该商议的事，就提到茶会里去征求意见。参加茶会的人自然不都是理事，可是事情是大家的，这样取得大家的意见，似乎也更合于民治精神。一直到今年年初，理事们才陆续的来渝，所以就又恢复了理事会，还是理事和常务理事同时开会；分开举行，仍难作到。
　　在武汉时，对于会员们的联络，有两种会——茶会及晚会。茶会差不多纯是为联络感情，每人出一点茶资，到公园中谈一谈；可是总务部也总利用这机会报告些重要的会务，引起大家的注意。至于晚会，则偏重讨论问题，差不多就象座谈会的样子。到重庆后，茶会更显出它的重要，因为理事会既然不易开成，故不能不在茶会中征求大家的意见。晚会则因地方太难找，总没能恢复，可是这困难总不是不能克服的。在汉口，茶会开过两次；在重庆，开过七次；每次到三十人至六十人。晚会则自七月间一直到退出武汉，每星期六晚上举行，没有间断过；平均每次到十五人。近中，茶会由华林、王平陵负责召集；晚会则由安娥、蒋碧薇、方令孺等筹备。各项座谈会由研究部主持，另有报告。
　　欢迎会：四月中，本会派代表参加欢迎世界反侵略代表色斯大会及欢迎前线归来之外国记者大会，并参与筹备。五月，参加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筹备会及大会。七月二十九日，本会假留法比瑞同学会欢迎英国女作家阿德莱。慰劳：四月，本会派代表向空军献旗。五月，本会派代表赴徐州慰劳将士。
　　参与会议：政府机关与民众团体邀请本会参加的会议，均派代表出席，如政治部扩大宣传周筹备会，援救沪上八百壮士大会……。或摊供费用，或担任工作，均量力为之。政治部举办之扩大宣传周，第一日为文字宣传，本会代撰小册子传单，并主编各大报纸之特刊。为反侵略会之宣传，本会亦代编制特刊，供给各报纸。最近，本会加入反侵略会，为团体会员之一。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已推定本会为宣慰组副组长。至各机关团体委托本会办理事项，亦均随时交与会员，限期完成。如代中宣部拟制民众读物，民众游艺指导法等。通俗文艺讲习会：此项讲习会本当由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主持，但因委员多不在渝，乃由总务部办理。共办两班，学员五十二人；讲习后复成立同学会，以便继续研讨。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近已补充人员，期于最近刊行前线增刊。分会及各学校之文艺会：由组织部报告，即不赘述。近中成立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工作在进行中。
　　（五）函电：
　　最繁重之工作，为向各机关请求立案备案；全部规章及名册俱须钞呈。本会已在社会部立案，并在中宣部，内政部，教育部备案。
　　其他函文之收发，为数亦巨，兹以去年五月份（并不因为这个月的函文特别多）收发记录为例：收本会赴前方慰劳代表来信报告。发会务报告给会刊。发函通知全体会员。发函给郑伯奇理事。致汉口市政府公函。致汉口市党部公函。收徐州文化抗敌协会来电。发复徐州文化抗协电。发致盛成理事电。收外交协会通知致汉口市政府函。发名誉理事聘函一件。发中央通信社新闻稿。发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聘书五件。发基金委员会聘书九件。发新闻稿九件。发会刊一百二十份（出版部不另聘书记，故会刊之寄发，稿费及定户纳款，均由总务部代办）。收军事委员会交际处函及调查表。收各界追悼阵亡将士法会函。收李季伟函。发武汉全体会员通知及会刊六十三份。发广州文艺界阿人函并附会刊。收教育部训令。收汉口市政府批文。发长沙文艺同大各项印刷物二十份。收国际反侵略会函。发致郑伯奇理事函。发呈请书五份致市政府。发催交会费函百份。收国际宣传处公函。寄发会刊百七十份。收世界学生代表团招待委员会通知。制呈报教育部表册。收市政府批文。收外交协会英文刊物。填具警察局调查表二份。填具军委会办公处调查表。收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救亡协会函。发教育部出纳课函。发常务理事会通知十五件。收政治部第三厅函。发寄第四期会刊。发中国制片厂函。收教育部批文。发新闻稿十件。发会员茶会通知一百九十二份。发政治部公函。发寄五期会刊二百四十份。这一个月中就发出八百来件信！
　　由上边这点记录看来，可知文牍工作的繁重，可是会中并没有聘设专人司管。函电公文的稿子是由大家拟制，交由总务部缮发。每月的邮电费自然也很可观。
　　重要文件，不论是发出的，还是接到的，都入登记簿摘由编号。
　　（六）杂务：
　　有一件事，便许有多出几倍的杂务，无法报告。会中没有专任担任庶务，所以理事也有时候得管送信买东西；这点精神似乎值得写下来。一切购置，都有收据，设簿贴存，并编定号数。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总务部报告。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抗战文艺》第三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