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我是以一个朋友，不是学监的地位，来和大家说几句话！”
　　“假冒为善！”
　　“汉奸！”
　　后边有人喊。
　　黄先生的头低下去，他万也想不到被人这样骂他。他决不是恨这样骂他的人，而是怀疑了自己，自己到底是不真诚，不然……
　　这一低头要了他的命。
　　他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居然能那样静寂，我心里说，到底大家还是敬畏他；他没危险了。这一低头，完了，大家以为他是被骂对了，羞愧了。
　　“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我记得。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我们四五个人彼此按了按膝，“不要动”的暗号；我们一动，可就全乱了。我喊了一句。
　　“出去！”故意的喊得很难听，其实是个善意的暗示。他要是出去——他离门只有两三步远——管保没有事了，因为我们四五个人至少可以把后面的人堵住一会儿。可是黄先生没动！好象蓄足了力量，他猛然抬起头来。他的眼神极可怕了。可是不到半分钟，他又低下头去，似乎用极大的忏悔，矫正他的要发脾气。他是个“人”，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我明白他那心中的变动：冷不防的被人骂了，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道；他的心告诉他——无愧；在这个时节，后面喊“打！”：他怒了；不应发怒，他们是些青年的学生——又低下头去。
　　随着说第二次低头，“打！”成了一片暴雨。
　　假如他真怒起来，谁也不敢先下手；可是他又低下头去——就是这么着，也还只听见喊打，而并没有人向前。这倒不是大家不勇敢，实在是因为多数——大多数——人心中有一句：“凭什么打这个老实人呢？”自然，主席的报告是足以使些人相信的，可是究竟大家不能忘了黄先生以前的一切；况且还有些人知道报告是由一派人造出来的。
　　我又喊了声，“出去！”我知道“滚”是更合适的，在这种场面上，但怎忍得出口呢！
　　黄先生还是没动。他的头又抬起来：脸上有点笑意，眼中微湿，就象个忠厚的小儿看着一个老虎，又爱又有点怕忧。
　　忽然由窗外飞进一块砖，带着碎玻璃碴儿，象颗横飞的彗星，打在他的太阳穴上。登时见了血。他一手扶住了讲桌。后面的人全往外跑。我们几个搀住了他。
　　“不要紧，不要紧，”他还勉强的笑着，血已几乎盖满他的脸。
　　找校长，不在；找校医，不在；找教务长，不在；我们决定送他到医院去。
　　“到我屋里去！”他的嘴已经似乎不得力了。
　　我们都是没经验的，听他说到屋中去，我们就搀扶着他走。到了屋中，他摆了两摆，似乎要到洗脸盆处去，可是一头倒在床上；血还一劲的流。
　　老校役张福进来看了一眼，跟我们说，“扶起先生来，我接校医去。”
　　校医来了，给他洗干净，绑好了布，叫他上医院。他喝了口白兰地，心中似乎有了点力量，闭着眼叹了口气。校医说，他如不上医院，便有极大的危险。他笑了。低声的说：“死，死在这里；我是学监！我怎能走呢——校长们都没在这里！”
　　老张福自荐伴着“先生”过夜。我们虽然极愿守着他，可是我们知道门外有许多人用轻鄙的眼神看着我们；少年是最怕被人说“苟事”的——同情与见义勇为往往被人解释作“苟事”，或是“狗事”；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极热，同时又极冷的。我们只好离开他。连这样，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听见了：“美呀！黄牛的干儿子！”
　　第二天早晨，老张福告诉我们，“先生”已经说胡话了。
　　校长来了，不管黄先生依不依，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
　　可是这时候，他清醒过来。我们都在门外听着呢。那位手工教员也在那里，看着学监室的白牌子微笑，可是对我们皱着眉，好象他是最关心黄先生的苦痛的。我们听见了黄先生说：
　　“好吧，上医院；可是，容我见学生一面。”
　　“在哪儿？”校长问。
　　“礼堂；只说两句话。不然，我不走！”
　　钟响了。几乎全体学生都到了。
　　老张福与校长搀着黄先生。血已透过绷布，象一条毒花蛇在头上盘着。他的脸完全不象他的了。刚一进礼堂门，他便不走了，从绷布下设法睁开他的眼，好象是寻找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全看到了。他低下头去，似乎已支持不住，就是那么低着头，他低声——可是很清楚的——说：“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
　　他出去了，学生没有一个动弹的。大概有两分钟吧。忽然大家全往外跑，追上他，看他上了车。
　　过了三天，他死在医院。
　　谁打死他的呢？
　　丁庚。
　　可是在那时节，谁也不知道丁庚扔砖头来着。在平日他是“小姐”，没人想到“小姐”敢飞砖头。
　　那时的丁庚，也不过是十七岁。老穿着小蓝布衫，脸上长着小红疙疸，眼睛永远有点水锈，象敷着些眼药。老实，不好说话，有时候跟他好，有时候又跟你好，有时候自动的收拾宿室，有时候一天不洗脸。所以是小姐——有点忽东忽西的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