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子神奇地想象、理解了这么多东西，这是怎样的一种新乐趣呀！我读啊读啊，直到眼睛发癌；我看了看表，它指着三点半。一种新的力量居然使我所有的感官激动、迷醉了六个小时，我不禁被吓了一跳，赶忙熄了灯。但心里那些形象继续燃烧着，颤动着。我由于对第二天的渴望和期待几乎不能成眠，一这一天应该向我展开那已经神奇打开的世界，让我把它完全据为已有。
　　但第二天带来的却是失望。我作为最早来到的一个，急不可待地到了教室，我的老师（我想从此以后就这么称呼他）要讲授英语发育学。他一进来，我就吃了一惊，这是昨天的那个人吗，还是我的激动的心情和记忆把他幻化成了一个在讲坛上唇枪舌剑、英勇果敢、咄咄逼人的科利奥兰纳斯？这个迈着轻轻的、缓慢的步子走进来的人是一个老迈、疲惫的人。
　　好像一块闪光的毛玻璃从他的脸前拿开了，现在我从第一排课桌那儿把他那张几乎病诉诉的脸看得一清二楚，在这张脸上，深深的皱纹和宽宽的破裂犁出道道深沟；干涸的小溪的蓝色阴影横着伸向灰暗的两颊。过于沉重的眼睑荫蔽着这个正在读书的人的双眼，长着过于苍白过于单薄嘴唇的嘴，也不能使话语掷地有声：他的喜悦，他的欢欣鼓舞哪里去了？就连他的声音也显得陌生，仿佛语法这一题目使它变得理智，它迈着单调乏味的步伐，僵硬地穿过干燥得吱吱作响的沙地。
　　不安攫住了我。这根本就不是我从今天的第一刻起就等待着的那个人：他的脸哪儿去了，那张昨天像星光一样灿烂的脸？这是一个精力耗尽的教授在客观地、机械地背诵着他的题目；
　　我一直带着新的恐惧倾听着他的话语，听听昨天的那个声音是否会重现，那种温暖的颤音，像一只手拨动我的情感，使它升华为激情。我的目光越来越不安地投向他。满怀失望地拂过那张变得陌生的脸：这张脸，不可否认，还是昨天的那张脸，但仿佛倒空了，所有的创造力都被掏走了，疲惫老迈，像一张老年人的羊皮纸面具。但这可能吗？人可以在某一刻如此年轻，下一刻就那么衰老吗？有这样突然的精神的激昂，可以用话语使脸完全变形，年轻几十岁吗？
　　这个问题折磨着我。我焦渴的内心急于了解这个双面人更多的事情。他刚刚双目无神地离开讲台，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就突发灵感，急匆匆地进了图书馆，查询他的作品。也许他今天只是累了，他的热情被身体的不适抑制了；但在那儿，在不断完成的著述中应该有人口和钥匙，通向他那神秘地吸引着我的表象。管理员拿来了书：我很惊讶，书是那么少。在二十年中，这个渐入老境的人不过出版了不多的几本松散的小册子，导论、序言一一次关于莎士比亚的佩里克利斯的真伪的讨论、对荷尔德林和雪莱的比较（当然是在两者都不被他们的民族看做天才的时代），除此以外只有一些关于语文学的小玩意？
　　当然，在所有作品中有一部两卷的作品被预告正在准备之中：《环球剧院的历史、形象和作家》，但第一个预告也是二十年前的了，图书管理员用一个当时的书面询问向我证实，这本书从未出版过。我稍带胆怯地，只带着一半勇气翻开这份手稿，渴望能从中重新找回那令人陶醉的声音，找回那呼啸向前的节奏。但这部手稿却因坚定的严肃而步履螨珊，没有一个地方颤动着那次讲话时那种踩着热烈的节拍，仿佛一浪高过一浪的节奏。多可惜啊！我的心中有个东西在叹息。我要是能打自己就好了，我因愤怒而浑身颤栗，怀疑自己太快、太轻信地把感情交付给他。
　　但下午在讨论课上我又认出了他。这次，开始时他自己没有说话。按照美国大学的习俗，这次有二十来个学生被分成正方和一反方进行讨论，题目是关于他所喜爱的一部莎土比亚的作品：《特洛依罗斯与克瑞西达》（他最爱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是植拟式的人物，作品本身是一部牧羊人剧，还是一部隐藏在讽刺后面的悲剧。很快，一场思想的对话被他灵巧的手点燃了，发展成了一个充满电力的激动场面——证据有力地辩驳，草率的结论，呼喊声尖锐刻薄，便讨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年轻人简直要充满敌意地互相攻击。
　　当火星四溅的时候，他才跳到中间，把过分激烈的攻击缓和下来，把讨论引回题目上去，但同时悄悄地发出一个推力，使辩论摆脱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得到飞跃——他就这样突然站在这场教学的玩火游戏的中央，自己兴致勃勃，同时怂恿着，又控制着意见的激战，既是青春热情掀起的大浪的驾驭者，自己又被浪头淹没。靠着桌子，胳膊交叉至胸前，他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朝着这个微笑，又悄悄鼓励暗示另一个进行反驳，他的眼睛像昨天一样兴奋地闪闪发光，我感到他必须约束着自己，才能不去一下子把话头从他们所有人的嘴中抢过来。他努力地克制着，我从他的手上看出这一点，那双手像一块弧形的木板一样越来越紧地按在胸脯上，我从他跳动的嘴角上猜出了这一点，那嘴角正吃力地把到了嘴边的话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