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很近了。已经可以分辨出一盏盏灯光。他们停了下来。
　　“你最好别再送我了。半个小时以前，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还无关紧要，现在就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同我在一起了，这已经是”——也笑起来——“我们这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了。不能让任何人猜想到你有一个帮手，要是有人能提供我的外貌描述，那对我们的事是会很不利的。对，克丽丝蒂娜，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想到各种可能，这是很不容易的，走另外那条路会比这要容易些。可是另一方面，我还从来没有，我们还从来没有体验过那叫做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滋味。
　　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从来没有去过外国。我从没有体验过，当你用不着一天到晚在每件事情上都得盘算一下要多少钱的时候，那生活是什么滋味，我们从来没有自由自在过。也许要等尝到了这种滋味时，你才会知道这个被称为生活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吧。安心等着吧，不要忧心忡忡，折磨自己，我将制订一份详尽周密的计划，而且是书面形式的，然后我们来从头到尾研究、逐节逐条地研究，反复掂量，看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这件事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作出最后的抉择了。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她斩钉截铁地说。
　　从这时到星期日的几天，对克丽丝蒂娜是非常难捱的。她头一次感到害怕自己、害怕别人、也害怕各种没有生命的物件。每天早晨打开小钱柜、手指摸到钞票也成了她的一桩苦事。这些钱是属于她的，还是属于国家的？这些钱还一张不差地在那里放着吗？于是她一遍又一遍地数这些蓝纸片，点了又点，数了又数，老是没完。不是手抖，就是相加的时候忘记了数字。
　　她一点自信也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她失去了原有的落落大方的神态，变得疑神疑鬼了。一个恍惚的、潜意识的感觉，使她思绪纷乱：她觉得似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出了她的意图，都看透了她的心思，都在观察她的动静，窥视她的行动。虽然理智明确地告诉她这纯粹是胡思乱想，但仍然无济于事。她不断对自己说，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吗？我们不是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吗？一切仍然照旧，每张钞票都还在柜里放着，账上每个数字都是正确的，我的账目经得起任何人检查。但是不管她怎么为自己辩护，还是谁看她一眼她都受不了，电话铃一响，她就胆战心惊，需要鼓足全身力气，手腕才有劲把听筒举到耳边。
　　星期五早晨，当一个佩带着叮当作响的刺刀的宪兵踏着重重的步子突然进来时，她只觉眼前一黑，慌忙双手死死抓紧桌边，似乎在那里抗拒把她带走，然而那个嘴里叼着弗吉尼亚雪茄的宪兵却只是来给一个少女汇款的。他同这个姑娘有了一个私生子，每个月付给她一笔赡养费。他和气地苦笑着打趣说，只图一时痛快，就成年累月背上了卸不掉的包袱！可是她却笑不起来，在汇款单上写汇款金额（证实汇款人已交付这笔钱）时，索索发抖的手写出的字是歪歪斜斜的。直到大门在宪兵出去后砰的一声关上，她猛地拉开抽屉看清钱还在里面。那三万二千七百一十二先令零四十格罗森①还安然无恙、同账册上的数字丝毫不差时，她才松了一口气。夜里她睡不着觉，就是睡着一会儿也尽做噩梦，这是因为，人的思想往往比行动更可怖，即将发生的事总比已经发生的事更令人激动不已。
　　①格罗森，奥地利货币单位，一格罗森等于百分之一先令。
　　星期天早上，费迪南在火车站等着她来。见到她时，他打量了她一会儿。“可怜见儿的！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啊，太憔悴了。你感到很害怕，是吗，我一开始就担心这点了。也许我错了，不该提前把这个想法告诉你。可是不久就会过去的，是干呢还是不干，今天我们就可以最后定夺了！”
　　她从侧面看他，只见他眼睛明亮，举止出奇地充满朝气。一见他这样，她全部的沉重心情便奇妙地豁然消释了。他发现她在看他。
　　“是的，我心情很好。我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以来都没有像这三天这样舒畅过了。现在我才真正知道，能替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只替自己，只替自己一个人，这是件多么痛快的事啊！……就是说，不只是无休无止地替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楼房添砖加瓦，不是的，现在是完全为自己，从打地基到盖屋顶，完整地建筑一座楼房！也许这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也许它一个小时以后就会倒塌，也许你一句话就把它全盘否定，也许我们两个一起把它砸个粉碎。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总归是我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我已经从中得到乐趣了。唔，这简直太有意思了：通盘考虑、全面规划，连一个细小的枝节问题也不放过！制订这样一个对军队、国家、警察、报界进行讨伐、对地球上所有强权进行讨伐的作战计划，让自己的思想先来一次演习，真是其乐无穷！现在呢，我倒是很想进行真刀真枪的实战了。充其量不过是吃败仗而已，那又有什么，我们不是早就大败给人家了吗？唔，马上你就能看到全部计划了！”
　　他们离开了车站。一片灰蒙蒙的寒雾笼罩着四周的房屋，搬运夫和车站服务人员无精打采地站着等待乘客，什么都潮乎乎的，话一出口，潮湿的严寒就将它幻化为缕缕轻烟。这是一个没有温暖的世界。他拉着她的手臂，牵着她在街上的汽车之间穿行，横过马路时，他的手感觉到她在神经质地颤抖。
　　“你这是怎么啦，你哪儿不舒服吗？”
　　“没什么，”她说。“我这几天总那么心惊肉跳的。只要谁和我打招呼，我就觉得他是在监视我。不管看见谁，我都觉得他在想着我的心事。我知道这是庸人自扰，可总觉得似乎谁都能从我脸上看出我的心思，似乎镇上的人肯定早就什么全知道，什么都嗅出来了。在来这里的火车上遇着助理林务官，他一问我‘您去维也纳办什么事？’我的脸就刷地涨红了，引得他哈哈大笑起来，我这才暗暗庆幸他并没有看出什么。原来他只是想到了会男朋友一类的事而不是这件事。可是，费迪南，你告诉我，”——这时她突然把身子贴紧他——“不会永远是这样吧，我是说，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做出那件事来以后，不会老像这样吧？你看，我现在体会到了，如果老是这样，我可经受不住呀。像这样胆战心惊地过日子，见人就怕，睡不着觉，害怕半夜有人敲门，这种生活我是忍受不下去的。你说，不会永远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