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按铃前，她已先从窗户里发出的声音判断他们都在家，在前厅还听到里面杯盘碗碟叮当响，证实了她的判断。过了一阵，叔父总算出来了，显得有些神色慌张，直说她今天来得不凑巧，婶子和几个堂姐妹都到外地去了（然而从前厅里挂着的几件大衣，她看出这是谎话），他自己呢，又正好请了两位朋友在家吃晚饭，要不他早就请她去了。不知她来找他有什么事要他帮忙。这时她对他说“有，有一点事情”，从他听她说这几个字的神色，她清楚地觉出，他是害怕她来要钱，只想尽快把她打发走。但是这些情节她一点没有对费迪南讲。他已经够灰心丧气的了，为什么还要给他再泼一瓢冷水呢？她也没有告诉他：她买了一张彩票，像所有的穷人一样，指望在这张彩票上降临奇迹。
　　她又骗他说，她给姨妈写了信，请她帮忙为自己找个职业，或者甚至带她到那美国去；如果事情成了，她就可以同他一齐去美国，并为他在那边找到工作，因为那里是很需要人才的呀。他耐心地听她讲，并不相信她的话，正如她也不信他的话那样。他们就这样十坐着，欢乐像被雨水冲走了，两双眼睛在黑暗中越发黯然失神，心里十分清楚自己那一筹莫展的处境。后来，他们又谈圣诞节、谈国庆节①，她说国庆她有两天假，于是他们打算一起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玩，但这是十一月、十二月的事，离现在还远，还要过很久，还要熬过一段空虚无聊、毫无生气的时间。
　　①国庆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十一月十二日被定为奥地国庆节。
　　他们用谎话欺骗、麻醉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却并未受骗，两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局面是非常成问题的：他们很希望能不受打扰地两人独处，却偏偏非坐在一个嘈杂的地方、挤在人堆里不可；他们在全身心地渴求了解真情、渴望进一步交心，却偏偏不得不低声向对方尽讲些假话。
　　“下星期日一定是好天气了，”她说，“雨总不至于老样下吧。”
　　轮到他了。“对，”他说，“一定会是好天。”可是，说完这话两人仍然打不起精神，仍然高兴不起来；他们知道，冬天，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敌人就要到了，他们也清楚，他们的情况是不会好起来的。
　　他们过了这个星期日盼下一个，等待着，希望哪一天出现奇迹，然而什么奇迹也没有。只有他们两个并肩走路、一起吃饭、一起谈话，而这样的聚会逐渐从欢乐变成了痛苦。有几次他们甚至吵起嘴来，但心里明白并非谁生谁的气，而是都在为陷入的荒唐处境感到恼火，所以事后各自都为向对方发火感到羞愧；整整一星期他们都在盼着这个共同的日子，但是每到星期日晚上他们总觉得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某种虚伪、荒唐的东西。贫穷几乎完全窒息了他们的情感的迸发，他们既默默忍受着两人一起度过的时刻，又觉得这样呆在一起无法忍受下去。
　　十一月里一个寒气袭人的日子，中午时分，晦暗的阳光从办公室那没有好好擦拭过的玻璃窗照进来，克丽丝蒂娜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算账。自从她每星期日都去维也纳以来，她挣的这点工资是相当紧了；买车票、上咖啡馆、乘电车、吃午饭，还有一些零星花销，加在一起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她的雨伞在一次上车时挤破了，一只手套丢了，还有（女人总得像个女人样呀），为同男友相会，她置了一些小件，买了一件新衬衣、一双式样比较讲究的皮鞋。结算下来，有一笔小小的亏损，并不多，总共才十二先令，用她从瑞士带回的法郎的节余，弥补这点小小的亏损是绰绰有余的，但不论多么宽裕，她自问，如果长此以往，每星期不间断地进城，又不预支、不借债，这能维持多久呢？而一想到预支和借债，她家三代相传的市民自尊心又使她本能地望而却步。
　　她坐在那里苦苦思索：究竟该怎么办？两天前他们刚约会过，那又是一个可怕的风雨交加的日子，他们整天呆在咖啡馆，站在屋檐下，甚至躲到教堂里去。当晚她穿着一身湿淋淋、皱巴巴的衣服回到家里——同时带回无限的倦意和惆怅。那天费迪南出奇的心神不宁，一定是在工地遇到了什么恼火的事或者出了什么别的事情，他对她整天没好脸色，有时简直有些粗暴。有几回他半小时才说一句话，两人好像仇人似的，默不作声地并排走着。她努力寻思是什么事使他情绪这样糟。他是不是还在暗中生气，因为她始终不能战胜自己的情感、忘掉那次的恐怖和惊惶，再次同他去一个类似的可怕的旅馆？或者只是坏天气，这有这令人绝望的、漫无目的的从一个馆子到另一个馆子的乱窜使他心烦？这种丧魂失魄似的、无家可归的四处游荡，使他们的约会毫无意思、毫无乐趣，简直要使人神经失常。
　　她觉得他们两人间有某种东西在逐渐泯灭：不是他们的友谊，不是他们的情谊，然而的确有一种力量几乎同时在他们身上减弱：他们再也鼓不起劲用虚无缥缈的希望去哄骗对方。起初他们还曾经妄想这样做可以给对方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可以使对方相信，他们能找到一条出路，走出贫穷这条死胡同。现在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了。冬天已逐渐临近，它好像裹着一件湿漉漉的外衣，好像一个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近了。
　　她不知道还能从哪里获得一线希望。这张书桌左边抽屉里放着一张信笺，上面打印着一封短信，这是昨天从维也纳邮政管理局收到的回话：“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呈文悉，兹回复如下：局方深感遗憾，只得告知，关于申请调至维也纳局一事，目前尚无法解决，因据第一七九四号邮政部法令，维也纳市辖局、所并无增员计划，现在亦无空缺。此复。”
　　她预料到的也正是这个结果，也许叔父关心过这事，也许他忘了，总之他是惟一可以帮得上忙的人。除他之外她再找不到别人了。没法子，在这里呆下去吧，一年、五年，也许呆上一辈子；唉，整个世界都没意思透了！
　　她坐在那里，手里还握着算账的笔，考虑着是否要告诉费迪南这件事。奇怪，他从来没问过她申请调动的下文，大概因为他反正也不相信事情能成功吧，不，最好还是别告诉他算了，她再不提这事，从这一点他自己是会作出正确判断的。告诉他只会使他难受。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一切的一切，全都没有意义！
　　门响了。克丽丝蒂娜本能地坐直身子，归置好桌上的用品。每当有人来，就从沉思冥想中猛然惊醒投入工作，这在她已经成了某种机械的反射动作了。可是，这一次她立刻注意到开门的方式不同于往常，是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而平时，农民开门总是弄得嘭嘭响，进门后又哐的一声把门撞上，这一回，门倒像是被一阵微风轻轻吹开似的，慢悠悠地开启，只有门枢处有一点点吱呀声；她禁不住好奇地向玻璃窗口外面瞟了一眼，立即吓了一跳。在玻璃板后面，现在站在她眼前的，竟是她怎么也想不到会上这里来的人：费迪南。
　　克丽丝蒂娜惊得一下子愣住了，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他的突然出现并不使她感到惊喜。费迪南曾几次主动提出不要她受累到维也纳去，他可以到城外来看她。但她每次都拒绝了，原因也许是她不好意思让他看见自己穿着自己缝制的工作服在这间老掉牙的小公务室里坐班，这是女人的虚荣心、一种心灵深处的羞耻心；也许是因为她害怕邻居说闲话：旁边那个女老板，还有另外一个女邻，如果看见她和一个维也纳来的陌生男子在树林里，她们会说些什么呀！再就是富克斯塔勒，他看见准会伤心的。现在他到底还是来了，这可不会是什么好事啊。
　　“哈，瞧你这副吃惊的样子，你想不到我会突然跑来吧！”这话本想说成一句高兴话，可是他嗓子眼里却同时发出像硬辕木一样的嘎嘎声。
　　“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她惊慌地问。
　　“没事。能有什么事呢。今天我正好下班有空，心想，就到城外走一趟吧。难道你不高兴吗？”
　　“不，不，”她吃吃他说，“我当然是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