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些图片，她似乎感到一阵浓郁的香水味直钻鼻孔，她想起了那里所有的人，她兴冲冲地细看那些身穿晚礼服的女人，又几乎是满怀激情看那些男人，看他们一张张线条细腻、雍容华贵、焕发着智慧光彩的脸庞，看着看着她的手指禁不住颤抖起来；她把杂志搁到一旁去，但一会儿就又拿起来翻，就这样放下了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面对着这个她既感遥远又觉亲近的世界，好奇和仇恨、高兴和妒忌的感情揉合、混杂在一起，时而这种感情占上风，时而那种感情居首位。
　　在这种情况下，每当在这些诱人的图画当中极不协调地突然插进来一个长着一对睡眼惺忪的牛眼、嘴里衔着烟斗、脚上穿着笨重的粗鞋的农民来到桌前，粗声粗气地要买几张邮票时，她总是吓一大跳，然后完全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骂上一句难听话。“你没长眼睛，看不见这儿写着不许抽烟吗？”她劈头盖脑冲着那张善良的、不知所措的脸大声呵斥，要不就说一句别的不友好的话。她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像一种强迫性反应。在个别人身上出气，发泄的却是她对整个可恨的、卑鄙的世界的怒气。因此，事后她每每感到羞愧。唉，她想，他们是无辜的，这些可怜人！他们这样丑，这样粗，他们干的活使他们这样脏，他们陷在小村子的泥沼里也只能被淹死，对这些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自己不也没有什么不同，不也完全是这样吗？想虽然这样想，但她的怒气同绝望是那样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以致往往一遇合适的机会就无意间发起脾气来。
　　按能量不灭这一永恒的定律，她必须把怒气在自己身上形成的重压传导到别的物体上去，而只有凭借这仅有的一点点权力，来自这张可怜的小小的办公桌的一点点权力，她才有可能将这压力施加于外界，于是怒火便发泄到了无辜的普通人身上。在高山上那另一个世界里，她从自己成了人们巴结、追逐的对象这一事实，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这儿呢，如果她不发脾气，不充分行使当一名政府小职员所享有的这一丁点儿权力，她又怎能显示自己的存在呢？对这些憨厚无知的人逞威使性，她知道，这是可悲、可鄙、低能的，然而发发脾气，总可以使她满腔的怒火稍稍平息一阵吧。这怒气深深郁积在她胸中，要是没有机会宣泄在人身上，它也会冲着不会说话的东西发作的。
　　线一下子穿不进针眼，她就扯断它，抽屉一时关不上，她就攥紧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将它猛砸进去，邮政管理局发来的指示有错，她不是客气地致函询问原因，而是怒气冲冲地写信质问，电话一时没有接通，她就威胁她的女同事接线员，说马上要去反映。这些都是可鄙的，她十分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惊骇地看到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但是她别无办法，无论如何她得把胸中的积恨宣泄出来，否则就会被这种情绪憋死。
　　下班了，她立刻逃回自己的房间。从前，母亲睡下后她常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或者同杂货店女人聊聊天，要不就是同邻居太太的孩子们玩玩，现在呢，她把自己锁在屋里，这样就把她对周围世界的敌对情绪关在四壁之内，以免像条恶狗那样逢人便咬。她见不得这条街，见不得街上这些永无变化的房子、门牌和面孔。在她眼里，那些穿着又宽又大的粗布裙子、盘着油乎乎的高高的头发、戴着俗不可耐的又粗又蠢的戒指的女人十分可笑，膀大腰圆、走到哪里都喘着粗气的男人们令人掩鼻，最恶心的是那些头上抹得油光光的、打肿脸充胖子模仿城里人的小青年，令人掩鼻的还有那个散发着熏人的啤酒味、低劣的烟叶味的小酒店，在那里，那个红脸蛋、胖乎乎、一脸傻气的少女听任助理林务官和宪兵队长对她大讲肉麻的笑话、大做下流的动作。一想到这些，她便宁愿把自己留在屋里，然而也不开灯，以免看见周围这些可憎的东西。她闷声不响地静坐沉思，每天如此。现在她的记忆力竟好得惊人，什么都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原先在狂热忙乱中一点不曾注意到和感觉到的东西，那数不清的细枝末节，现在全都清晰无比，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她记起了每一句话、每一瞥目光；她吃过的每道菜，那鲜美的滋味又神奇地回到舌边，那葡萄酒和甜烧酒的芳香仍然余味无穷。她回味着轻盈的丝绸衣裙贴在肩上、雪白柔软的床单铺在身下的感觉。她一时间记起了许许多多事情：那个小个子英国人曾在过道里紧紧尾随她，好几个夜晚走到她房门口便停步不前；曼海姆姑娘多次温柔地抚摩她的臂膀，此刻她又突然像触电似地感到被她摸过的皮肤火辣辣的，这时候她才想起曾经听人说女人也会爱上女人的话。她逐一追忆在那个地方度过的每一秒钟、每一小时、每一天，这才发现，那段时间还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好机会没有利用起来啊！所以她现在每天晚上默默地静坐着，追忆那些梦幻般的日子，细细回想自己当时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同时她心里知道，那个自己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她不想承认这一点，却又非承认不可。如果有人敲门——富克斯塔勒多次想来安慰她，她就一动不动，屏气凝神，及至听到脚步声沿咯吱咯吱响的楼梯逐渐远去，才舒一口气。
　　沉浸在回忆的美梦中是她现在惟一的寄托，她不愿意让人搅扰它。只是当她久久沉湎在回忆中感着疲乏时，才到床上躺下来，而每次一躺下，那已经被娇惯过的皮肉一接触到又凉又潮的床铺，她总会猛然一惊，缩作一团。她冷得浑身哆嗦，不得不把衣服和大衣全加在被子上。很晚很晚她才能入睡，可是睡的又很不踏实，尽做离奇古怪的噩梦，常常把她吓醒跳起来：她梦见自己坐在小轿车里，风驰电掣地冲上山去义冲下山来，速度快得吓人，她又害怕又快活，怕的是翻车，快活的是兜风，她身旁老是坐着个男人，时而是那个德国人，时而又是别的男人，他们都紧搂着她。突然间，她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竟是赤条条地坐在他身边，一下子他们周围又满满的全是人，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而车子竟也停住不走了，于是她拼命喊叫，要他赶快把车发动起来，快呀，再快点呀，加大油门，再加大些！
　　过了半天，发动起来的马达才猛地把车子向前推动，这个猛劲震得她心胆俱裂，接着便是纯粹的、无穷无尽的乐趣了，汽车平稳地在原野上飞驰，呼啸着驶进了浓荫蔽日的森林，这时她也不再赤身露体了，可是他却越来越紧地把她搂在怀里，疼得她直哼哼，觉得简直就要被压死了。就在这时她醒了，虚弱不堪，精疲力竭，全身关节疼痛，又看见了这间顶楼，看见了顶上那熏得黑糊糊的、满是虫蛀瘢痕和蜘蛛网的斜梁。她就这样躺着一动不动，身体倦乏，心灵空虚，直到闹钟嘟嘟响起——这个铁面无情的传令官在呼唤了——她才从那张可恨的旧床上爬起来，穿上那些可恨的旧衣服，又开始去混可恨的另一天。
　　整整四个星期，克丽丝蒂娜忍受着身不由己的、充满梦魇的孤寂的煎熬，忍受着孤寂带来的那种病态的、极度烦躁的心境的折磨。最后，她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幻梦的源泉已经枯竭，经历过的那段时光每秒钟都回想过，从往事中再也汲取不到任何力量了。她疲惫地、浑身无力地去上班，太阳穴之间疼痛不止，工作时无精打采，迷迷糊糊。晚上又开始了漫长的不眠之夜。
　　呆在这像棺材一样的四方顶楼里，在这死一样的寂静中，她的心绪却不能平静；躺在这张冰凉的床上，她的身体却是滚烫的。她感到忍无可忍了。她心急如焚，渴望着能从一扇什么别的窗户往外看看，眼前出现的不是那讨厌的“金牛”客栈招牌而是另外一幅画面，渴望能在另一张床上睡睡，有一点别的经历，哪怕只是几个钟头变成另一个人也好。突然间，她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她从抽屉里取出姨爹赌赢时给她的那两张一百瑞士法郎钞票，又找出她最好的衣裳，最好的鞋；星期六下班后立即跑到火车站，买了一张上维也纳去的票。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维也纳，不清楚自己究竟想干什么。只有一个念头支配着她：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小镇，离开工作岗位，离开她自己，离开那个命中注定呆在这里的人。她只想再次领略一番脚下车轮滚滚的滋味，只想看看灯光，看看另外一些更明亮的灯光，看看打扮得更美一些的人。她多么希望再一次体验那种新奇的、意想不到的惊喜，不再像一块被人踩在地下动弹不得的铺路石；多么希望再次活动活动，体验一下大世界和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不要永远总是原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