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出现了怵目惊心的一幕，简直无法描述，因为人遇打击过重难以承受时，那瞬间所产生的非常强烈的紧张情绪，从外表看来极富悲剧意味，具有迅雷似的力量，不论图画或文字，都不能按照原样将它重绘出来。那个胖丈夫突然迈着那在他足下呻吟不绝的梯级走下楼来，脸也变了，神色倦怠而凶狞，手里拿着一封信。“您叫大家回来吧！”他对工作人员的领班说，声音几乎听不见。“请您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吧，用不着四处寻找了。我的太太已经撇下我走掉啦。”
　　这个受了致命打击的人，性格里存在着超过常人的坚忍，使他当着许多人还能竭力自持。所有的人由于好奇，都围拢来看他，此刻个个吃惊，面子上不好意思，脑子里满是疑团，又纷纷离开了他。他还有足够的自制力，能够悠悠晃晃目不旁视地走过我们身边，踅进阅览室随手关掉了电灯。随后我们听见他的笨重庞大的躯体倒进靠椅时发出的声响，紧接着便听到一阵野兽狂嗥似的哭声，只有从来不曾哭泣过的人才会这样哭。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最鄙陋的人，这种发于自然的哀伤都有着某种带麻醉性的力量。那些侍役，那些怀着好奇心悄悄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吐出一声轻笑，也不敢说出一句惋惜的话。大家默默无言，对着这场粉碎一切的情感迸泻，我们似乎感到羞愧，只得一个跟着一个，分别溜回自己屋里，留下这个被击倒的人，在那间黑黝黝的屋子里独自啜泣。最后，整座楼里的灯光相继熄灭，才渐渐地透出嘁嘁喳喳的议论声。
　　不用说，这么一桩奇事，闪电一般自天而降，近在眼前触动感觉，自然会使平日只惯闲散优游的那班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过，我们饭桌上猛然爆发、闹得几乎动武的热烈争论，虽然起因于这桩惊人奇案，实质上却可以说是一场关系着原则问题的论辩，是一场牵涉着不相容的人生观的忿怒冲突。那位万念俱灰的丈夫，由于恼恨，一时神智昏乱地将手里的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给一个女仆看到了，她这人不知谨慎泄露了内情，马上弄得无人不晓。原来亨丽哀太太不是单独一人出走，而是跟了年轻的法国人去的（这一来，许多人原先对那位法国人的赞赏顿时化为乌有了）。乍一看来不难明白，总是这位小小的包法利夫人存心要抛掉肥胖世俗的丈夫，另换一位风流年少的美男子。可是，那位工厂主、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亨丽哀大太本人，过去都不曾狠这位花花公子会过面，但凭黄昏时平台上一次两小时的交谈，再加上一小时在花园里同喝咖啡，就足以教一个三十三岁上下、声誉清白的女人动了热情，一夜之间变了心，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跟随一个素不相识的登徒子远走天涯吗？这种特殊情形不免使每个人都大惑不解。终于，我们全桌的人一致断定，这些表面上的公开事实不足为凭，那只是这对情人为掩人耳目而故弄玄虚：亨丽哀太太跟那个年轻人准是暗中早有来往，迷魂精这次来到仅仅为了商定逃走的最后细节而已，因为——大家推断说——，一位极有身分的大太，跟别人认识了不过两小时，听到一声呼哨立刻相随情奔，这是决不可能的事。大家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试提一个相反的看法倒也十分有趣，便竭力为另一种可能性，甚至为它的可靠性作辩护。我说，有一种女人，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内心里固而已有准备，逢到任何有力的进攻就会立刻委身相从。我一提出这个出人意料的反面意见，便马上掀起了普遍的争论，在座的两对夫妇尤其激动，这两位德国人和两位意大利人同声拒斥，竟表示出令人难堪的侮蔑态度，他们说，若认为世间真有一见钟情未免太愚蠢，那原只是低级小说里面的无聊幻想。
　　这场桌上纠纷从上汤时开始，直闹到吃完布丁为止，其间种种狂风急雨，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追述：只有长年在公寓里吃饭的人才会这样争论，平常的时候，他们在一次偶然爆发的纷争里，一时昂奋，所持的议论多半内容空泛，都只是急忙中胡乱拣来的陈腔滥调而已。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竟会急转直下有了恶声相向的形势，这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相信，开始动意气是由于那两位作丈大的不自禁地急于要将自己的太太划在一边，不让她们也被算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里面。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只是宣称，唯有单凭一件很偶然的、极下流的、独身男子骗取爱情的例子来判断妇女心理的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着恼，那位德国太太竟还接着开火，教训口气十足地加重斥责说，世上固然有着正派女人，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天生的贱骨头”，照她看来亨丽哀太太准是这类人。这一来我可完全忍耐不住了，便立刻采取了攻势。我指出，一个女人一生里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着；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很可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象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我所说的大致都是这一类的话，这时谈话渐带火性，而别人越是抵毁可怜的亨丽哀太太，我为她辩护得越热切（其实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情）。对于那两对夫妇，我这么慷慨激昂无异是——象大学生们常说的——吹起了战斗号角，他们四个人仿佛一组不很和谐的四重奏，忿恨切齿地向我大肆反击。那位丹麦老头一直满脸含笑坐在一边，象个握着马表的足球赛裁判员似的，每当形势不妙，他就要抓起骰子在桌面上敲几下表示警告：“先生们，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