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您才不把遗产留给您的孙女儿，”公证人又说，“就是因为她结了一门违背您心愿的亲事，是不是？”
　　“是的。”
　　“所以要不是为了这门亲事，她本来是可以做您的继承人的是吧？”
　　“是的。”
　　房间里顿时雅雀无声。两位公证人凑在一起商量着，瓦朗蒂娜紧扭着双手，带着感激的微笑望着她的祖父；维尔福则烦恼地咬着嘴唇；维尔福夫人则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不自觉地现出得意神态。
　　“可是，”维尔福首先打破沉寂说道，“我认为那桩婚事的好与坏，我是最好的判断者。我是唯一有权可以决定我女儿婚事的人。我想要她嫁给弗兰兹·伊皮奈先生，她就一定要嫁给他！”
　　瓦朗蒂娜哭着倒在了一张椅子上。
　　“先生，”公证人说，“假如维尔福小姐仍然决定要嫁给弗兰兹先生，您准备如何处置您的财产呢？”
　　老人不回答。
　　“您肯定要用某种方式来处置它罗？”
　　“是的。”
　　“是传给您家里的某一个人吗？”
　　“不是。”
　　“那么，您是预备把它专用在慈善事业上吗？”公证人追问。
　　“是的。”
　　“但是，”公证人说，“您知道吗，法律是不允许一个儿子的继承权全部被剥夺的？”
　　“是的。”
　　“那么，您准备只送掉法律允许您转让的那部分财产吗？”
　　诺瓦蒂埃没回答。
　　“您仍然是希望把全部都送掉吗？”
　　“是的。”
　　“但在您去世以后，那份遗嘱会引起争论的。”
　　“不。”
　　“家父是了解我的，”维尔福说道，“他很清楚我会神圣地去实现他的希望。我是死了心的了。这九十万法郎应当脱离这个家，随便让哪家医院去发财好了，我决不愿向一个老人的怪想法让步。我当根据我的良心行事。”
　　说完了这一番话，维尔福就和他的妻子走出了房间，让他的父亲称心如意地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那份遗嘱当天就立好了，公证人把证人找来，经老人认可，当众把它封好，交给了家庭律师狄思康先生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