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所有的精神病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同一种愤怒情绪所支配。我们到处看到相同的义愤，相同的谴责：“居然没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而脸红。”埃斯基罗尔（Esquirol）历数了波尔多的阿城城堡，图卢兹和雷恩的教养院，在普瓦捷、康城和亚眠依然存留的“比塞特尔”以及昂热的“古堡”，然后写道：“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监狱里没有胡言乱语的疯人；这些不幸的人带着手铐脚镣与罪犯关在一起。这种混杂是多么可怕！平静的病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还要糟糕。”
　　整个19世纪都对此做出呼应。在美国，图克一家成为自己先辈工作的历史学家和辩护士；在德国，继瓦格尼茨之后，赖尔（Red）为那些不幸者“像政治犯一样被投入人道主义的目光永远看不到的地牢中”而发出不平之鸣。实证主义者们在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地宣称，是他们最早把疯人从与罪犯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无辜的非理性与犯罪区分开。
　　然而，证明这种说法的浮夸性是很容易的。多年以来，早就有人发出过同样的抗议。在赖尔之前，弗兰克（Franck）就说过：“那些参观过德国疯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见所网都会心有余悸。人们一进入这些苦难之地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人们听到的只是绝望的哭喊，但是，在这里居住的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在埃斯基罗尔之前，在皮内尔之前，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和特农（Tenon）都有所表示；在他们之前，整个18世纪都有持续不断的抗议声音，提出抱怨者甚至包括会被人们视为最冷漠的、最愿意维持这种混杂状态的人。
　　在皮内尔等人大声疾呼前二十五年，马尔塞布（Malesherbes）“为了进行改革而参观国家监狱。凡是他认为精神失常的囚犯…被送到医院。他说，在那里，社会环境、体育锻炼和他精心规定的疗法定能治愈这些人。”在18世纪更早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总监、财政官和管理员一直在小声地要求把疯人与罪犯分开。这种要求有时得到实现。桑利的慈善院长请求警察当局把一些犯人带走，把他们随便关在那个城堡里去。不伦瑞克教养院的管理员在1713年就要求不应将疯人与在工场劳动的犯人混在一起。
　　19世纪利用各种同情心大张旗鼓地提出的要求，不是在18世纪已经被低声说出并被不懈地重复着吗？埃斯基罗尔、赖尔和图克父子所做的不正是大声疾呼，对多年来收容院里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抗议吗？从1720年到法国大革命，疯人被逐渐移出监狱的现象可能就是这些抗议的最明显的成果。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在这种半沉默状态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吧。当桑利的慈善院长要求将疯人与某些罪犯分开时，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指一个犯人）很可怜，另外两三个人也很可怜。把他们关在某个要塞里，他们的情况会好些。因为和他们关在一起的另外6个人是疯子。这些疯子日夜折磨着他们。”
　　这番话的含义对于警察当局来说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即应该释放这几个犯人。不伦瑞克管理员的要求也包含同样的意思：工场被精神病人的喊叫和制造的混乱搅得鸡犬不宁；这些人的狂乱发作随时可能制造危险，最好还是把他们送回禁闭室，或者给他们带上铁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两个世纪的抗议虽然表面相同，但其实质并不相同。19世纪初，人们的义愤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些。而在整个18世纪，人们关注的是犯人应该有比把他们与精神失常者关在一起更好的命运。在埃斯基罗尔看来，义愤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仅仅是疯人，而在桑利那位院长看来，问题在于犯人毕竟只是犯人。
　　这种差别也许并非如此重大。而且这种差别应该很容易被觉察到。但是，有必要强调这种差别、以便理解在18世纪的进程中疯癫意识是如何转变的。这种意识不是在人道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演变的——那种运动使它逐渐地贴近疯人的人性实际，贴近他最动人、最亲见的方面；这种意识也不是在某种科学需要的压力下演变的——那种压力使它更关注和更真实地反映疯癫会为自己说些什么。
　　如果说这种意识是在慢慢地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发生在既真实又不自然的禁闭空间中。这种意识经历了结构上的某些不易察觉的变化以及时而发生的强烈危机，逐渐形成了与法国革命同步的疯癫意识。疯人逐渐被分离出来，单一的精神错乱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类型，这些与医学进步和人道主义态度都毫无关系。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去寻找对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