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些就是道德试图与医学合谋来捍卫自己的梦想。那些危险虽然已被禁闭起来，但没有受到足够的限制。这些危险还迷惑了人们的想像和欲望。道德梦想着根除这些危险，但是人们总有某种冲动，想去体验它们，至少是接近它们，或想像它们。笼罩着禁闭所的城堡的恐怖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那里的夜晚充满着人们无法接近的欢乐；在那些推淬萎靡的面孔背后是恣纵放荡；在这些黑暗背景上出现的是与博斯及其指委花园一脉相承的痛苦与欢乐。从《所多玛的120天》里的城堡中泄漏出来的秘密一直被人们悄悄地传播着：“在那里，所谓的囚徒受到骇人听闻的嗓路。我们听说那里经常发生某些极其可耻的罪恶，有的甚至是在监狱的公共休息室里公开发生的。这些罪恶按照现代的礼仪规范是无法说出口的。我们听说那里有许多粉脂气的无耻囚徒。当他们离开这个他们和同伙任意放荡的阴暗密窟时，他们已变得完全不知羞耻了，随时准备犯下各种罪行。”
　　如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则提到萨尔佩特利耶尔的惩罚室的老妇和少妇形象。这些人一代一代地传授着她们的秘密和享乐：“教养室是该院最严厉的地方。当我们参观时，这里关着47个姑娘，多数八年龄很小，与其说她们犯罪不如说她们无知。……令人吃惊的是，这里总是把不同年龄的人混在一起，把轻浮的少女与老于世故的妇女混在一起，后者教给前者完全是最放荡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幽灵一直在18世纪的夜晚四处潜巡。有时它们被萨德的作品无情地展示出来，并定位在严格的欲望几何学中。它们还将被戈雅用昏暗的光线表现在《疯人院》或《聋人之家》中。《异类》上的形象与它们何其相似！一个完整的想像画面再次出现了。它所表达的是此时由禁闭引起的大恐惧。
　　在古典时期被禁闭的不仅仅是把疯人、放荡者、病残者和罪犯混在一起的抽象的非理性，而且还有一大批怪诞者，一个蛰伏的怪物世界。据说这些怪物曾经被博斯的作品的晦暗色调凸现出来而后又被其所淹没。人们会说，禁闭所的城堡除了隔离和净化的社会作用外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文化功能。即使它们能从社会表面将理性和非理性分开，它们依然在深层保留了使理性和非理性得以混合及相互交流的意象。
　　禁闭所的城堡是一个重要的、一直缄默的记忆库。它们在阴暗处保存着一种被认为已经消灭了的形象力量。虽然它们是新的古典主义秩序建立起来的，但是它们不顾这种秩序，也不顾时代，保存了被禁止的形象，从而使这些形象能够完整无损地从16世纪传到19世纪。在这段被忽略的时期，布罗青山〔你在同样的想像背景下加入了“愚人的呼喊”行列，努瓦尔瑟（Noirceuil）加入了关于雷斯元帅的传说世界。禁闭纵容而且欢迎这种意象的反抗。
　　然而，州世纪末获得自由的意象并非在各方面都与17世纪力图消灭的意象一致。在黑暗王国发生的某些情况使它们脱离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从中发现它们的那个秘密世界。它们原先寄寓在人们的心中、人们的欲望中和人们的想像中。此时，它们不是突然地将疯癫者的存在公之于众，而是沸沸一扬扬地表现为充满奇特矛盾的人性欲望：情欲和谋杀，虐待狂和受虐狂，恣意妄为和奴颜婢膝，颐指气使和忍气吞声，都形影相吊，集于一身。
　　15和16世纪疯癫所揭示的无所不在的宇宙大冲突发生了变化，在古典时期末期变成了一种没有心灵在其中起调停作用的辩证关系。虐待任（Sadism）不是终于给和性爱同样古老的一种习俗起的名字。它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并构成西方想像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指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非理性被禁闭、被封住声音达一个世纪之久。当它重新出现时，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意象，也不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欲望。正是在这个时候，虐待狂出现了。而且，下述情况并非偶然；虐待狂（直译为萨德病狂——译者）这个以一个人名命名的独特现象就诞生于禁闭之中，萨德的全部作品都被要塞、囚室、地窖、修道院和无法接近的孤岛等等的意象笼罩着。
　　这些意象实际上组成了非理性的天然栖身之地。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所有与萨德的作品同时代的有关疯癫和恐怖的古怪文献也都争先恐后地从禁闭的据点涌现出来。于是，在18世纪末，西方人的记忆突然发生了全面的转变，并且有可能重新发现中世纪末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当然这些形象受到歪曲，并被赋予新的意义。这种转变不正是由于关押在迫使非理性沉默的地方的疯狂者的劫后余生和重新苏醒而得到确认吗？
　　在古典时期，人们的疯癫意识和非理性意识一直没有分开。支配着各种禁闭活动的非理性体验包围着对疯癫的意识，逼迫后者节节后退，几乎丧失其最有特征的因素，乃至几乎销声匿迹。
　　但是，在18世纪下半叶的焦虑情绪中，对疯癫的恐惧是与对非理性的恐惧同时增强的。因此两种相互依赖的烦恼不断地相互强化。而且就在我们看到与非理性相随的形象力量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四面八方都在抱怨疯癫的猖极活动。我们早已熟知“神经疾病”引起的社会忧虑，知道随着人类的自我完善，人变得日益脆弱。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这种忧虑愈益沉重，人们的告诫也愈益严肃。劳兰早已注意到：“自医学诞生后，……疾病成倍增加，而且愈益危急，愈益复杂，愈益难以诊断和医治。”到了梯京的时代，这种泛泛的印象变成了坚定的信念和医学的教条：神经疾病“在过去不像在今天这样常见；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过去的人总的来说比今天的人更健壮，也更少患病，而且那时的疾病也更少些。另一个原因是，近来，与其他的一般病因相比，引起神经疾病的病因大大增多了，而其他病因有的甚至似乎在减少。……我敢说，如果说神经疾病过去是很少见的，那么今天则是最常见的疾病”。而且人们很快重新获得了16世纪的那种强烈意识，即理性是不牢靠的，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损害，尤其是受到疯癫的损害。
　　日内瓦的医生马泰（Mathey）深受卢梭的影响。他对一切有理性的人提出希望：“如果你们聪明又有教养，你们不要以此来炫耀；一件小事就足以扰乱甚至毁灭你们引以为荣的所谓智慧；一个意外事件，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情绪波动就会一下子把一个最理智、最聪明的人变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白痴。”疯癫的威胁成为该世纪的一个紧迫问题。
　　但是，这种意识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对非理性的迷恋是一个感情上的问题，涉及到肖像复兴运动。而对疯癫的恐惧就不太受这种遗产的束缚。如果说非理性的回归表现为大规模的重现，不受时间制约而自我继承，那么疯癫意识则伴有某种对现代性的分析，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意识置于时代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环境中。
　　在非理性意识和疯癫意识二者分道场镇的过程中，我们在18世纪末看到一个决定性的起点：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继续前进，借助行尔德林、奈瓦尔（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时间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对疯癫的认识则力求把时间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非理性的时间和疯癫的时间就具有了两个相反的向量。一个是无条件的回归，绝对的下沉；另一个则相反，是按照历史时序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