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主教国家，目标是同样的，但是正如圣文森的工作所显示的，其宗教烙印较为明显一点。“将这些人迁移至此，避开世界风暴，与世隔绝，成为被救济考，其主要目的完全是为了使他们不受罪恶支配，不致成为遭受天罚的罪人，完全是为了使他们在这个世界和来世心满意足地享受欢乐，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尽其所能地礼拜上帝。……我们沉痛地从经验中得知，今日的青年人之所以迷乱，其原因在于缺乏宗教教育和宗教谦卑，他们宁愿顺从自己的邪恶意愿而不服从上帝的神圣启示和父母的谆谆教诲。”
　　因此，必须将这些人从那个诱使其弱点发展为罪恶的世界中拯救出来，召回到一个与世隔绝、只有“护卫天使”陪伴的地方。护卫天使的化身就是每日出现的监护者。监护者“给了他们像护卫天使在冥冥中给予的那种帮助，即教诲他们，安慰他们，拯救他们。”在（法国）天主教会慈善院里，主要精力放在生活和良心的整顿上。在18世纪，这一点愈益明确地成为禁闭的理由。1765年，梯耶里堡的慈善院制定了新的规章，明确规定“副院长每星期至少逐个会见所有的被救济者一次，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并了解他们是否受到应有的待遇。下属官员则应每日这样做。”
　　所有这些道德秩序监狱都会有霍华德在美因茨教养院还能看到的警言：“野兽尚且能被锁链制服，管教迷途的人更不必悲观失望。”正如在新教国家中那样，对于天主教会来说，禁闭以一种权威主义模式体现了社会幸福的神话：这是一个浸透宗教原则的治安秩序，也是一种用治安条例及其强制手段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无限满足的宗教。在这些机构中，人们力图证明这种秩序足以实现美德。在这个意义上，禁闭既掩盖了政府的非世俗意图，又掩盖了宗教的现世政治活动。作为专制综合体的一个成果，它被置于一个广阔的空；匈中，这个空间将上帝的花园同被逐出天堂的人们自己建成的城市隔开。古典时期的禁闭所成为“治安”的一个浓缩的象征。“治安”认为自身就是建设完美城市的世俗宗教。
　　禁闭是17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它从一开始便获得一种重要意义，从而使它与中世纪的囚禁毫无关联。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一种社会防范措施，它是一项发明。然而，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所有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
　　有一种情感诞生了。它划出一道界限，安放下一块基石。它选择了唯一的方案：放逐。在古典社会的现实空间里保留了一个中立区，一个中止了现实城市生活的空白地。在这里，秩序不再会随便地遇到混乱，理性也不用试着在那些会躲避它或力图拒绝它的人中取得进展。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
　　这样，疯癫就被从想像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它曾凭借想像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干线上显赫一时。不久前，它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李尔王》和《唐·吉诃德》中——踉跄挣扎。但是，还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