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是不需要受什么教育的，他的环境的教育是强迫的，他不可能受其他的教育；反之，富人从他的环境中所受的教育对他是最不适合的，对他本人和对社会都是不相宜的。自然的教育可以使一个人适合所有一切人的环境，所以，与其教育穷人发财致富，不如教育富人变成贫穷；因为，按这两种情况的数字来说，破产的比暴发的多。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富有的人；我们深信，这样做至少是可以多培养一个人的，至于穷人，他是自己能够成长为人的。
　　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我不认为爱弥儿生长名门有什么不好。这毕竟是抢救了一个为偏见所牺牲的人。
　　爱弥儿是一个孤儿。他有没有父母，这倒没有什么关系。我承担了他们的责任，我也继承了他们的全部权利。他应该尊敬他的父母，然而他应该服从的只是我。这是我的第一个条件，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我唯一的条件。
　　我对上述条件还要附加一点，其实这一点也只是以上条件的继续而已。那就是，除了我们两人同意以外，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这一条是极关紧要的，我甚至希望学生和老师也这样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不可分离的，把他们一生的命运始终作为他们之间共同的目标。一旦他们觉察到他们以后是要离开的，一旦他们看出他们有彼此成为路人的时刻，他们就已经成为路人了；各人搞各人的一套，两个人都一心想到他们将来不在一块儿的时候，因此，只是勉勉强强地相处在一起。学生把老师只看作他在儿童时候遇到的灾难，而老师则把学生看作一个沉重的负担，巴不得把它卸掉；他们都同样盼望彼此摆脱的时刻早日到来；由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真心诚意的依依不舍的情谊，所以，一个是心不在焉，一个是不服管教。
　　但是，当他们象从前在一起生活那样，彼此尊重，他们就会互相爱护，从而变得十分的亲热。学生不会因为在儿童时曾跟着的而到成年时又结为朋友的人学习而觉得羞愧；老师也乐于尽心竭力，等待收获果实，他赋与他学生的种种德行，就是他准备他老年时候享用其利益的基金。
　　这个预先做好的约定，假设了分娩是很顺利的，而且孩子也长得很好，又活泼又健康。一个做父亲的，在上帝赐与他的家庭中不能做任何选择，也不应该有偏心，所有他的孩子，都同样是他的孩子；他对他们都要一样地关心，一样地爱护。不管他们是不是残废的，不管他们的身体是弱还是强，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寄存品，他应当考虑他手里的这个寄存品。婚姻不仅是夫妇之间的一项契约，也是同大自然订立的一项契约。
　　不论是谁，只要承担了不是大自然硬要他非承担不可的任务时，就应当先弄清楚完成这个任务的方法，否则对他将来办不到的事情也要承担责任。凡是照料体弱多病的学生的人，就把他所担负的老师的职责转变成护士的职责了；他把他应当用来增加生命的价值的时间都浪费于照料这样一个没有作用的生命；他将看到一个哭哭啼啼的母亲有一天会因为她儿子的死而责备他，其实他已经替她把那个儿子的生命保全了很长的时间。
　　一个身体多病的孩子，即使他能够活八十岁，我也是不愿意照管他的。我不愿意要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都一无用处的学生，因为他成天耽心的，只是怎样保全自身，他的身体损害了他的精神的陶冶。我在他身上那样白白地大费心思，岂不是使社会受到加倍的损失，为了一个人而夺去它两个人吗？要是另外一个人来替我教这个病弱的孩子，我是同意的，而且对他的仁慈表示赞扬；可是我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才能：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教这个只想免于死亡的人怎样生活。
　　身体必须要有精力，才能听从精神的支配。一个好的仆人应当是身强力壮的。我知道放纵能刺激欲望，它久而久之也会摧残身体的；至于断食和少食，也往往由于相反的原因而产生同样的效果。身体愈弱，它的要求愈强烈；身体愈壮，它愈能听从精神的支配。所有一切感官的欲望都寓于娇弱的身体之中；它不仅不能满足那些欲望，却反而愈加刺激那些欲望。
　　虚弱的身体使精神也跟着衰弱。医药这一门学问对人类的毒害比它自认为能够医治的一切疾病还有害得多。就我来说，我不知道医生给我们治好了什么样的疾病，但是我知道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病症实在是足以害死人的，例如懦弱、胆怯、轻信和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虽说他们能治好身体，然而他们却消灭了勇气。即使他们能叫死尸走路，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的是人，但是我们就没有看见从他们手中救出过什么人来。医学在我们这里很时髦，它应当是这样的。它是那些闲着没有事干的人的一种娱乐，这些人不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时间，所以就把它消磨于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们偏偏生成一个不死的人的话，他们也许就是人类当中最不幸的人了：永远不怕丢失的生命，对他们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对于这些人，就需要医生去威胁他们，使他们感到得意，每天使他们感到自己唯一能够感到的快乐，即自己还没有死去的那种快乐。
　　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医学的无用。我的目的只是从道德方面来考虑医学问题。然而我不能不说明的是，人们在医学的应用上，也在搞他们在真理的追求上所搞的那种诡辩。他们老是说，治疗病人就可以医好病人，寻求真理就可以找到真理。他们不知道，结算一下医生救活一条性命的帐，就需要用一百个被他杀死的病人才能取得平衡，我们从发现的真理中获得了效益，然而同时发生的谬见也造成了错误，结果也是两相抵消。开导人的知识和医治人的医学，当然是非常之好的；但是，那种误人的知识和杀人的医学，就是很坏的了。要告诉我们怎样区别它们。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懂得忽视真理，我们就永远不会受谎言的欺骗，如果我们不一反常态地去求助于医药，我们就绝不会死于医生之手；这两种节制的做法都是很明智的；照这种做法行事，显然能获得很大的好处。因此，我不争论医学对一些人是不是有用处，但是我要说它对人类是非常有害的。
　　有些人也许又会那样喋喋不休地向我说，错是错在医生方面，医学本身是不会错的。妙极了，那我们就要医学而不要医生好了；因为，只要医生和医学是联在一起的，则医生的错误之令人恐惧担忧，比医术的帮助之令人怀抱希望，其程度要大一百倍。
　　这门虚假的艺术，是用来治心病而不是治身病的，但是，它对心病的功用，也并不比它对身病的功用大：它替我们医治的疾病，还不如它使我们感到的疾病的可怕的印象多；它没有推迟死亡，反而使我们预先感到死亡；它在消耗生命，而不是在延长生命，而且，即使它能延长生命，但对人类来说也是有害的，因为它硬要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而不关心社会，使我们感到恐怖而忘却责任。我们所以怕危险，是由于我们知道有危险；至于相信自己不会受任何伤害的人，他是无所恐惧的。诗人使阿基里斯具备了抵抗危险的武装，但这样一来，也就显不出他骁勇的特色，因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都可以用同样的代价成为一个阿基里斯的。
　　如果你们想找到真正勇敢的人，就请到没有医生的地方去好了，在那里，人们是不知道疾病会带来什么后果的，是很少想到死亡的。人天生是能够不屈不挠地忍受痛苦、无牵无挂地死去的。正是医生所处的药方、哲学家讲述的教条和僧侣宣扬的劝世文，使人自甘堕落，忘记了应该怎样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