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朱莉强要她的表妹去休息几个小时，因为她已经守了一夜，还想再守一夜。此时，病人知道医生要抽她脚上的血，还要开药方，便叫人去把医生请来。“杜波松先生，”她对他说道，“胆小的病人怕自己的病，医生就瞒哄他，这是人道的做法，我赞成，但是，对所有的病人都这么做，那就是多余了，令人不愉快了，因为对有些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你认为我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我完全照办，但是，如果你给我开的药只是为了使我抱有幻想，那就不用开了。因为，我的身体有病，而不是精神有病，我不害怕生命结束，但害怕我余下的日子使用得不好。一生中的最后时光是非常珍贵的，是不能乱用的。如果你不能延长我的生命，就更不要不让我好好使用大自然留给我的最后一点儿时光，因为那样做，等于是在缩短我的生命。我余下的时间愈短，就愈应加以珍惜。能治就治，不能治，就不用管我好了：我自己知道如何死法的。”谁会想到这位平时谈话那样腼腆和温和的女人在关键时刻说话的语气是如此的坚定和有力。
　　这一夜是很难熬过的，是决定性的。她一会儿气喘，一会儿胸闷，一会儿昏迷；她的皮肤干瘪发烫。她发高烧，全身发烫，一会儿大声喊叫“马士兰！”好像要想抓住他似的；一会儿又喊她从前发高烧时反复喊叫的另一个人的名字①。第二天医生坦率地对我说，他估计她最多只能活三天。这一可怕的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因为我心里藏着这个秘密，不知如何是好。我独自到小树林里踱步，反复思考我该怎么办，这时，我不免悲伤地想到命运使我在本该享受更甜蜜的幸福的时候，反而又要重新过孤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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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圣普乐；朱莉从前出天花发高烧，在昏迷中曾反复喊叫圣普乐。
　　头天夜里，我曾经答应朱莉把医生诊断的结果如实告诉她；她对我讲了许多使我深受感动的话，要我履行诺言。我感到我的良心受到压力。唉！难道为了随随便便答应的一句话，就硬要实行，硬要去伤她的心，让她慢慢领略死亡的滋味吗？我有什么理由要采取如此狠心的做法？把她的死期告诉她，这不等于是在使它提前到来吗？在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欲念和希望，这些维系生命的要素，她还会有吗？当她知道她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时，她还能享受人生的乐趣吗？难道由我来促她死亡吗？
　　我怀着从未有过的不安的心情，疾步走着。我没完没了地走到哪里，愁到哪里，心里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似的。最后，一个念头终于使我下了决心。你不必去猜测是什么念头，让我告诉你。
　　我想，我这样考虑究竟为的是谁？是为她还是为我自己？我采用什么思路来考虑问题？是采用她的思路还是采用我的思路？采用她的思路或我的思路能说明什么问题？我的论点必须具有几分或然性，我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的；但是，应如何论证才能说明它是正确的呢？她也有她的论点证明她是正确的，她认为自己的论点是有依据的；这一点，在她的心目中是确定无疑的。在涉及她的事情上，我有什么权利硬要采用连我自己也半信半疑的论点而不采用她认为是经过检验的论点呢？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两种论点的结果。按她的论点，她认为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的安排将决定她来世的命运。按我的论点，我认为，我为她做的安排，在三天以后就与她毫无关系了。因为，我认为，她三天以后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不过，万一她的论点是正确的，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啊！永恒的善或恶！……万一这是真的！很可能！这个词儿太可怕了……“不幸的人啊！”我对自己说，“宁伤你的心，而不要伤她的心。”
　　以上是我对曾经被你多次批评过的怀疑论感到怀疑的第一个问题。从那个时候起，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管怎么说，它使我摆脱了过去迷惑不解的疑问。因此，我立刻做出决定，而且，为了不让自己改变主意，我马上跑到朱莉床前。我让所有的人都走出她的房间，只我一个人坐在她身边；我当时是什么神情，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在她面前，不必像在心胸狭隘的人面前那样说话吞吞吐吐，句句留神。不过，我还没有开口，她就明白了我的来意。“你认为还有必要把医生的话告诉我吗？”她一边向我伸手，一边说道，“没有必要，我的朋友，我已经感觉到了：我的死期已近，我们已经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然后，她对我讲了很多，她的话，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她一边讲，一边写她心中想留下的遗言。如果说我以前还不十分了解她的心，那么，她最后对我说的话就足以使我充分了解它了。
　　她问我家里的人是否都知道她的病情。我说大家都惊惶不安，但谁也不知道确切的情形。杜波松先生只对我一个人说了真话。她求我当天要严守秘密，还说：“克莱尔只有从我这里得知这个消息，她才能经受得住这个打击。如果让别人告诉她，她会伤心死了的。我决定今天夜里做这件令人难过而又非做不可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想确切知道医生的诊断，以免只凭我自己的猜想使这个可怜的人错受一次如此可怕的打击。在今天夜里之前，不能让她产生任何怀疑。否则你将失去一位朋友，孩子们也将失去一位母亲。”
　　她还和我谈到她的父亲。我告诉她说，已经派专人给他送信了，但我不敢告诉她：这个人不但没有遵照我的嘱咐，只把信送到就完了，反而急急忙忙地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讲了，而且把事情讲得如此严重，以致使我的老友以为他的女儿已被淹死，吓得摔倒在楼梯上，而且还受了伤，在布洛勒卧床不起。朱莉非常想见到父亲，可是我知道这个希望根本不能实现，这一点，真使我难过极了。
　　一夜的高烧使她的身体十分虚弱。长时间的谈话又消耗了她的许多精力。她精疲力竭，想在白天休息一会儿。到第三天，我才知道，她那一天根本没有入睡。
　　在这期间，家里笼罩着非常难过的气氛。人人都愁容满面，默不作声，希望有人来解开他们的疑团，但又不敢向别人打听，生怕听到不愿听到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里都这样想：“如果有什么好消息，立刻会告诉我们的；如果有什么坏消息，还是知道得越晚越好。”他们惶惑不安，因此最好还是什么消息也不告诉他们。在这愁闷的等待中，唯有多尔贝夫人在说话，在忙碌。有时候她虽然离开了朱莉的卧室，但不是回自己的房间去休息，而是跑遍整幢房子，见人就问医生说了些什么，他们听到了什么。昨天夜里她已亲眼看到，她不可能不知道她看到的情况是怎样一回事情，只是她企图欺骗自己，想否定她亲眼看到的事实是真的。被她问到的人都只说好的消息，这就更鼓励她去向别人打听；看到她那种忧心忡仲、惊慌失措的样子，别人即使知道许多真实的情况，也是不会告诉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