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如果我们逐项来看的话，这些技术的大部分都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但是，在18世纪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由于它们结合起来并被赋予普遍意义，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知识的形成和权力的增强有规律地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一点上，纪律跨过了“技术的”门槛。首先是医院和学校，然后是工厂，不仅仅是被纪律“重新整顿”，而且由于有了纪律，它们变成这样一种机构，即任何客观化机制都可以被当作一种征服手段在它们里面使用，任何权力的增长都可以在它们里面促成某种知识。正是这些技术体系所特有的这种联系使得在规训因素中有可能形成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劳动的合理化。因此，这是一种双重进程：一方面，通过对权力关系的加工，实现一种认识“解冻”，另一方面，通过新型知识的形成与积累，使权力效应扩大。
　　规训方法的扩展属于一种广阔的历史过程，在当时有其它许多技术——农艺学、工业和经济技术——正在发展。但是，应该承认，与采矿业，崭露头角的化学工业相比，与国家财务核算方法相比，与鼓风炉或蒸汽机相比，全景敞视主义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它被人们视为一种异想天开的小乌托邦，一种反常的梦想。似乎边沁是一个设计警察社会的傅立叶（Fourier），法朗斯泰尔（Phalanstery）就具有全景敞视建筑的形式。但是，这是对一种十分现实的对付个人的技术的抽象概括。它之所以不受称赞的原因很多，最明显的原因是，它所产生的话语除了在学术分类表中之外，很少获得科学地位。但是，实际原因无疑是，它所运用和加强的权力是一种人对人直接行使的物理权力。不光彩的显赫有一种不情愿承认的起源。但是，把规训技术与诸如蒸汽机或阿米奇（Amici）”的显微镜的发明相比较，是不公正的。规训技术远远不如它们，但在某种意义上又远远超过它们。如果必须为规训技术寻找一种历史等价物，至少是一个可比较的点，那么应该在“审问”技术中寻找。
　　18世纪的人发明了规训和检查的技术，就像中世纪的人发明了司法调查。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是截然不同的。调查程序是一种古老的财政和行政技术。它的发展首先是与12世纪和13世纪教会的改组和君主国的发展相联系的。当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先后渗透进教会法庭和世俗法庭的审判规程中。一种对被目击和可证实的真相的权威性调查，是与旧式的发誓、神裁法、法庭决斗、上帝的最后审判的方法乃至私下了结的方法格格不入的。调查乃是把通过一些有节制的技术来确定真相的权利归为己有的君主权力。
　　现在，虽然调查自那时起已成为西方司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它的政治起源，它与国家的和君主主权的诞生的联系，它后来的扩展和它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实际上，在经验科学的建立中，调查无疑一直是简陋的但却基本的因素。众所周知，这种经验知识是在中世纪末迅速释放出来的，而调查是这种知识的法律一政治母体。或许可以说，在古希腊，数学是从测量技术中诞生的；在中世纪末，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调查实践中诞生的。涵盖世界万物的伟大经验知识把万物转述为一种不确定话语的秩序。这种话语观察、描述和确定“事实”。（当时西方世界刚刚开始从经济和政治上征服这个世界。）这种伟大的经验知识无疑是从宗教法庭中找到自己的运作原型——我们现在的宽松气氛已经使我们淡忘了宗教法庭这个重大的发明。
　　但是，正如政治一法律的、行政的和刑事的、宗教的和世俗的调查对于自然科学具有重大的意义，规训分析对于关于人的科学也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关于人的科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曾使我们“人类”感到欢欣鼓舞，但它们的技术母体乃是这些卑微、恶毒、繁琐的规训及其调查。这些调查对于心理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犯罪学以及其它许多奇怪的科学的重大意义，与可怕的调查权力对于有关动物、植物或地球的冷静知识的意义是相同的。不同的权力产生不同的知识。在古典时代的开端，培根（Bacon）”为经验科学制定了一种调查方法论。
　　有哪一个伟大观察家会给人文科学提供检查的方法论呢？当然，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因为虽然调查在成为经验科学的一种技术的过程中脱离了作为自身历史根源的审问程序，但是检查始终是与规训权力极其紧密地相联的。它是由后者塑造的。它一直是而且依然是纪律的一个内在因素。当然，它似乎曾经将自己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结合起来，从而经历了一种思辨的洗礼。而且，实际上，它以考试、面谈、讯问和会诊的形式出现，显然是为了矫正规训的各种机制：教育心理学被认为是用于矫正学校的严厉刻板，医疗或心理谈话被认为是用于矫正工作纪律的后果。但是，我们不要产生误解。这些技术仅仅是把个人从一种规训权威转交给另一种规训权威，而且它们以一种集中的或程式化的形式复制每种规训特有的权力一知识图式（关于这个问题，参见Tort）。促成自然科学出现的伟大调查已逐渐脱离了它的政治一法律原型，而检查依然被束缚在规训技术中。
　　在中世纪，调查程序通过一种来自上面的进程逐渐取代了旧的起诉式司法。而规训技术则是偷偷地似乎是从下面侵入基本上是审问式的刑事司法。现代刑罚的所有重大的扩展变化——对罪行背后的罪犯的关注，对具有矫正、治疗和规范化作用的惩罚的关注，对被视为具有测量、评估、诊断、治疗和改造每个人的不同权力的权威的裁定行为的区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规训检查渗透进司法审问。
　　现在刑事司法的应用点，即它的“有用的”对象不再是与国王肉体相对立的罪犯肉体，也不是一种理想契约的法律主体，而是受规训的个人。“旧制度”下刑事司法的极端表现是将试君者碎尸万段。这是最强大的权力征服最严重的罪犯的肉体的表现。罪犯被彻底消灭就使得罪行彻底显示自己的真相。今天理想的刑罚目标应该是一种无限期的规训：一种无终止的审问，一种无限扩展乃至精细入微的调查，一种能够同时建立永不结束的卷宗的裁决，一种与冷酷好奇的检查交织在一起的精心计算的宽大刑罚，一种既不停地根据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测量差距又竭力促成无限逼近该规范的运动的程序。
　　公开处决是宗教法庭支配下的一种程序的逻辑顶点。把个人置于“观察”之下的做法则是浸透了规训方法和检查程序的司法的自然延伸。因此，对于下述情况，即具有正规的编年资料、实行强制劳动、具有监视与登记机构以及继续执行并扩大法官职能、维持正常状态的专家的分格式监狱，变成现代的刑罚手段，难道还有什么可惊异的吗？对于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彼此相像，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