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尤把边沁当作一种技术纲领来描述的东西视为一种完成了的历史过程。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在表面意象的背后，人们深入地干预着肉体。在极抽象的交换背后，继续进行着对各种有用力量的细致而具体的训I练。交流的渠道是一种积聚和集中知识的支撑物。符号游戏规定了权力的停泊地。个人的美妙整体并没有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制和改变。应该说，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
　　我们远不是我们自认为的那种希腊人。我们不是置身于圆形竞技场中，也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是其机制的一部分。在历史神话中，拿破仑的形象之所以重要，可能是因为它正处于君主制的、仪式化的君权运作与等级制的、持久的无限规训运作的交叉点。他是一个君临一切、洞察一切的人：“你可以想像到，帝国没有一个部分不受到监视，没有任何一项罪行、过失、违法行为会不受到惩罚，这位能够照亮一切的天才的目光笼罩着这部庞大机器的全身，任何一个最微小的细节都不能逃脱他的注意”。在开始大放光彩之际，规训社会因为有一个皇帝，因而依然具有大张旗鼓的权力的旧面目。他作为一个既是古老王位的篡位者又是新国家的组织者的君主，把一系列漫长的过程集中到一个象征性的终极形象中。通过这些进程，君权的奢华壮丽、权力的必要的炫耀表现都在日常的监视运作中，在一种全景敞视方式中被逐一消灭了。相互交错的警觉目光很快就会使雕鹰和太阳”黯然失色。
　　规训社会的形成是与一系列广泛的历史进程密切相联的，而且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进程包括经济的、法律一政治的以及科学的进程。
　　1.一般而言，可以说纪律是确保对人类复杂群体的治理的技巧。诚然，在这方面毫无与众不同之处，任何权力体系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纪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试图从对付复杂群体的角度来确定能够符合三条标准的权力策略：第一，以最小的代价来行使权力（在经济上，通过低开支；在政治上，通过权力的分散化、外在化、相对的无形化以及使它引起的阻力尽可能地减少）；第二，使这种社会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并尽可能地扩大这些效应，同时既无失误又无间断；第三，把权力的这种“经济”增长同它在其中进行运作的（教育的、军事的、工业的或医学的）机构的产品联系起来；总之，同时增强该系统内一切因素的驯顺性和实用性。
　　规训的这三个目标是与一种众所周知的历史形势相一致的。这种形势的一个方面就是18世纪的人口猛增，流动人口增加（规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给人定位。它是一种反流动技术），需要加以监督或管理的群体的数量范围发生变化（从17世纪初到法国革命前夕，学生的人数猛增，无疑，医院中的人数也猛增；到18世纪末，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超过20万）。这种形势的另一方面是，生产机构发展，变得愈益庞大和复杂，生产费用也愈益增大，利润也必须增长。规训方法的发展适应了这两个进程，或者说适应了调节它们相互关系的需要。无论是封建权力的残余形式，还是君主制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地方监督机制，或是它们的混乱而不稳定的组合，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妨碍它们的因素有，它们的网络扩展既无条理又不充分，它们经常互相冲突，尤其是它们的权力运作“代价太高”。
　　所谓代价太高有几个原因：它（权力）直接耗费国库太多；腐败的官场和包税制度间接地但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它遇到的抵抗迫使它陷入不断强化自身的循环；它基本上是靠征用来维持的（通过王室、领主和教会的税收来征集钱财；通过强迫劳役、拘捕或驱赶流浪者来征用人力或时间）。各种纪律的发展则标志着属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的基本技术出现了。权力机制不是被缩减，而是被整合进出自内部的机构的生产效率中，这种效率的增长及它的产物的效用中。各种纪律用“温和一生产一利润”原则取代了支配权力经济学的“征用一暴力”原则。这些技术使得人们有可能调整复杂的人群和生产机构的繁衍（这不仅仅指狭义的“生产”，而且指学校中知识和技能的生产，医院中健康的生产，军队中毁灭能力的生产）。
　　在这种调整任务中，规训必须解决一些旧的权力经济学不足以应付的问题。它能够减少密集现象的低效率：减少使乌合之众不如统一单位那样便于管理的因素，减少阻碍对其中各个因素和集合体的使用的因素，减少一切妨碍数量优势的不利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规训要进行定位。它遏制或调节运动。它澄清混乱。它驱散在国土上飘忽不定的密集人群。它确定各种精心计算的分配。它还必须驾驭从一个有组织的人群结构中形成的各种力量。它必须消除从它们之中冒出的反权力（nuter－Power）效应——骚动、暴动、自发组织、联盟等一切可能建立一种平面形势的东西。这些效应形成一种对想要实行支配权的权力的阻力。
　　因此，就产生了这种情况：各种纪律使用分割和垂直方法，它们对同一水准的不同因素进行尽可能牢固的区分，它们规定了紧凑的等级网络，总之，它们用连续的、区别对待的金字塔技巧来对付复杂人群内在的反向力量。它们还必须增进人群中每一因素的特殊功用，但必须使用最迅速又最便宜的手段，即把人群本身当作实现这种增长的手段。因此，为了从肉体中最大限度地榨取时间和力量，就要使用那些普遍的方法，如时间表、集体认1练、操练，全面而又具体的监视。此外，纪律必须能够增进人群的功用效果，使得每一组人群都比其因素的简单集合更有价值。正是为了增加复数组合的使用效果，各种纪律确定了关于肉体、姿态和节奏的配置和相互调整，能力的区分，根据机构或任务相互协调的方法。
　　最后，各种纪律必须尽可能谨慎地调动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不是在人群的上方，而是在其结构之中恰当地与这些人群的其它功能衔接，而且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方式起作用。与之相适应的是匿名的权力手段。这些手段涵盖整个人群。它们作为等级监视手段，严密地进行不断的登记、评估和分类。总之，用一种秘密地把自己的对象客观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简言之，各种纪律是这样一些细小技术发明的组合，这些技术能够通过减少权力的不灵便之处来增加人群的有用规模。而为了使人群变得有用，就必须用权力控制他们。不论是在一个工厂里还是在一个国家里，不论是在一支军队中还是在一个学校中，人群达到了一种纪律的起点时，人际关系就变得令人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