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如何能够在不仅不阻碍进步，不用自己的种种规章制度来压迫进步，反而在实际上促进进步的情况下得到加强呢？什么样的权力增强器也能同时是生产增益器？权力如何能通过增强自身的力量来增加社会力量，而不是剥夺或阻碍社会力量？全景敞视建筑方案对这一问题做出的解答是，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保证权力的生产性扩充：一方面，权力得以在社会的基础中以尽可能微妙的方式不停地运作，另一方面，权力是在那些与君权的行使相联系的突然、粗暴、不连贯的形式之外运作。国王的肉体、它的奇特的物质表现，国王本人所动用的或传递给少数人的力量，是与全景敞视主义所代表的新的权力物理学截然对立的。
　　全景敞视主义的领域是全部较低的领域。这是各种参差不齐的肉体的领域，包括它们的各种细节，它们的多样化运动，它们的多种多样的力量，它们的空间关系。这里需要的是能够解析空间分配、间隔、差距、序列、组合的机制。这些机制使用的是能够揭示、记录、区分和比较的手段。这是一种关于复杂的关系权力（relationaPower）的物理学。这种权力不是在国王身上而是在能够用这些关系加以区分的肉体中达到最大的强度。在理论上，边沁确定了另一种分析社会机体及遍布社会的权力关系的方法。从实践角度，他规定了征服各种肉体和力量的做法，这种做法应该在实践君主统治术的同时增加权力的效用。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基本原则。其对象和目标不是君权的各种关系，而是规训（纪律）的各种关系。
　　对于边沁来说，这种具备一座有权力的和洞察一切的高塔的、著名的透明环形铁笼，或许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但是，他也开始论述，人们如何能够实行纪律，使之以一种多样化的扩散方式在整个社会机体中运作。这些纪律是古典时代在特定的、相对封闭的地方——兵营、学校和工厂中制定的。人们只能想像在瘟疫流行的城镇——这种有限而暂时的范围内，全面彻底地贯彻它们。而边沁则梦想把它们变成一种机制网络，无所不在，时刻警醒，毫无时空的中断而遍布整个社会。全景敞视结构提供了这种普遍化的模式。它编制了一个被规训机制彻底渗透的社会在一种易于转换的基础机制层次上的基本运作程序。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规训意象。在一端是规训一封锁，建立在社会边缘的封闭体制趋向于内向的消极功能：制止灾难，中断交流，冻结时间。在另一端是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一机制：一种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社会而进行巧妙强制的设计。从一种异常规训的方案转变为另一种普遍化监视的方案，是以一种历史变迁为基础的：在17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的规训社会（姑且名之）形成了。
　　在整个古典时代有一种全面的规训普及趋势。边沁的权力物理学是对这一趋势的承认。规训体制网络开始覆盖越来越大的社会表面，尤其占据了越来越不是社会边缘的位置。规训体制的扩散证明，原来所谓的孤岛、特殊场所、权宜之计或独特的模式已变成一般的程式。奥伦治亲王威廉或古斯塔夫二世的虔诚的新教军队所特有的规章条例变成了欧洲所有军队的规章条例。耶稣会的模范大学，巴坦库或德米亚仿照施图尔姆（Sturm）“的先例办的学校，提供了一般的教育规训形式的草样。海军和陆军医院的管理方式提供了18世纪彻底整顿医院的模式。
　　但是，规训体制的这种扩展无疑仅仅是各种更深刻进程的最醒目的方面。这些进程包括下述方面：
　　1.纪律的功能转换最初，纪律用于消除危险，束缚无用的或躁动的居民，避免大规模聚会造成的烦扰。现在它们则被要求起一种积极作用，因为它们正在变得胜任这种作用，能够强化对每个人的利用。军事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防止军队中出现抢劫、开小差和不执行命令现象的手段，而已变成一种使军队得以存在的基本技术。它使得军队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统一体，并因此而增强战斗力。纪律能够增强每个人的技能，协调这些技能，提高军队运动能力，增强火力，扩大进攻面而又不减弱攻击强度，增强抵抗能力等等。工厂纪律一方面依然是强制工人遵守规章和尊重上级、防止盗窃和其他损失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愈益用于提高各种能力、速度、产量，从而增加利润。它依然对人的行为施加一种道德影响，但是，它愈益从后果的角度来对待行为，把各种肉体引入一种机制，把各种力量引入一种经济系统。
　　17世纪，教区小学建立之初，关于这些小学的论证首先是消极的理由：那些无力教育子女的穷人使他们的孩子“对自己的义务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生活艰难，本人就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因此，他们不可能给予他们自己从来没有的良好教育”。这就导致了三大问题：不信上帝，懒惰（随之而来的是酗酒、淫秽、偷窃、抢劫）以及形成乞丐集团。后者随时都会骚扰社会秩序，“实际上将要耗光主官慈善院的基金”（Demia，60一61）。但是，到了（法国）革命之初，初等教育的目的之一被规定为“增强”、“发展体魄”，培养儿童“准备在将来从事某种机械工作”，使他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双灵巧能干的手以及雷厉风行的习惯”（塔列朗［Talleyrand］“给制宪议会的报告，1791年9月10日，转引自I.eon，106）。纪律越来越成为造就有用人才的技术。从此，它们就从社会边缘的位置脱颖而出，愈益远离排斥或赎罪、禁闭或隐居的形式。从此，它们与宗教教规和修道禁地（enclosure）的联系就逐渐疏远了。从此，它们也扎根于社会中最重要，最核心和最有生产性的部分。它们逐渐加入某些重大的社会职能中：工厂生产、知识传授、技能传播、战争机器。从此，人们也看到了在整个18世纪发展起来的两种趋势：增加规训体制的数量和规训现存机构。
　　2.规训机制的纷至沓来当规训设施愈益增多时，它们的机制有一种“非制度化”、从它们过去在其中进行运作的封闭堡垒脱颖而出、“自由”流通的倾向。沉重严密的纪律被分解，变成可转换、可调节的、灵活的控制方法。有时，封闭机构给自身内部的特定功能增添一种对外监视作用，在自身周围形成一个边缘控制地带。譬如，公教学校应该不仅仅培养驯顺的儿童，而且应该能够监督家长，获得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来源、宗教态度和道德状况的信息。学校能够成为小型社会观察站，甚至能深入到成人中间，对他们进行定期监督。
　　在德米亚看来，学生表现不好或旷课，是学校走访邻居的正当借口，尤其是在有理由认为家长可能不说实话的时候。学校也可以走访家长，了解他们是否知道教义问答和祈祷文，他们是否有决心根除子女的缺点，房间里有多少张床，如何安排睡觉，走访结束时可发放些救济金，或送一幅宗教画，或提供必要的床（Demia，39一40）。同样，医院也愈益被视为对医院外居民进行医学观察的据点。在1772年主宫焚毁后，有些人提出，这些庞大、杂乱的建筑应该被一系列较小的医院所取代。后者的功能不仅是接待该区的病人，还应包括收集信息，注意各种地方病或传染病现象，开设门诊部和施药所，给当地居民提出忠告，使当局及时了解当地卫生状况。
　　人们还看到，规训方法的传播并不是以封闭机构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宗教团体和慈善组织长期以来就起着“规训”居民的作用。从反宗教改革运动”到七月王朝的慈善事业，这方面的建议层出不穷。它们的目的或是宗教方面的（进行宗教和道德宣传），或是经济方面的（济危扶贫和鼓励劳动），或是政治方面的（压制不满和骚乱）。这里只须用巴黎各教区慈善协会的条例作为例子。按照条例，各协会管辖的地界应分成区和更小单位，协会成员也照此分工。他们应定期巡视各自负责的区域。“他们应努力消除声名狼藉的场所，烟草商店，人体教学课堂——，赌场，公开的伤风败俗现象，亵渎神明的言行以及其它任何被他们获悉的不端言行。”
　　他们还应对穷人进行个别探访。条例中规定了所需了解的情况：居住是否稳定，对祈祷有多少认识，是否参加圣礼，是否掌握一门手艺，道德状况如何（以及“他们是否因自己的过错而陷于贫困”）。最后，“他们应该通过巧妙的提问了解他们在家里的表现；是否与邻居和睦共处，是否精心地培养子女对上帝的畏惧，……是否让不同性别的大龄子女分开睡觉，是否允许家中尤其在大龄女儿中有放荡或勾引男人现象。如果对他们是否正式结婚有怀疑，就应要求他们出示结婚证明。”K〕
　　3.对规训机制的国家控制在英国，长期以来由私人团体行使社会规训的职能（见Radzinovitz，203一214）。在法国，虽然这种职能的一部分依然属于教区协会或慈善协会，但另外的而且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则由警察机关接管了。
　　一支集中的警察组织长期以来，甚至在当代人眼中，都被视为王权专制主义的最直接体现。君主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司法官员，他能向他们交代自己的命令、委托或意图，后者则执行命令和国王私人密令”（第一任治安大臣杜瓦尔[Duva]的信笺，转引自Funck-Brentano）。
　　实际上，治安长官与在巴黎的治安大臣在接过某些原有的职能——搜捕罪犯，城区监视，经济和政治监督——时，把它们转移到一个单一的、严格的行政机器中：“来自四周的各种力量和信息，最终集中于治安大臣。……是他转动所有的轮子一起来产生秩序与和谐。他的管理效果可以与天体运动相媲美”（DeSES－sarts，344＆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