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详尽规定原则
　　对于旨在涵盖整个必须杜绝的非法活动领域的刑法符号学来说，所有的犯罪都必须明确界定，必须毫无遗漏地分门别类。因此，必须有一部法典，而且该法典必须十分精确地界定各种罪行。法律不应用沉默来培养免罪的希望。必须有一部详尽明确地规定罪行和刑罚的法典。（关于这个问题，参见Ioinguet，8，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但是，这种使各种可能发生的罪行与惩罚的效果一符号完全吻合的迫切需要使人们走得更远。同一种惩罚的观念对不同的人并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如富人既不怕罚款也不怕出丑。犯罪造成的危害及其惩戒意义因犯罪者的地位而异。贵族的犯罪比平民的同一种犯罪对社会危害更大（I－acretelle，144）。
　　而且，因为惩罚应发挥防止再犯的作用，所以惩罚时必须考虑罪犯本人的情况，推测其邪恶的程度，其意图的本质：“在两个犯同样盗窃罪的人中，一贫如洗者的罪过不是比脑满肠肥者要轻得多吗？在两个作伪证的人中，自幼就被灌输荣誉感的人的罪行不是比被社会遗弃和从未受过教育的人要严重得多吗？”（Marat，34）。我们看到，在要求对犯罪和惩罚做对应分类的同时，也出现了要求根据每个罪犯的特殊情况做出不同判决的呼声。这种个案化要求在整个现代刑法史上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压力。
　　其根源恰恰在于，从法律理论的角度和日常工作的要求看，它无疑是与法典化原则水火不容的，但是从惩罚权力经济学的观点看，从某种技术的观点看（即人们希望能在整个社会中运用标准化的惩罚符号，既不过分又无漏洞，既不使权力成为无效的“权宜之计”又不怯于使用权力，为此而使用的技术），很显然，犯罪一惩罚制度的法典化和罪犯一惩罚的调节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个案化看上去是精确编纂的法典的最终目标。
　　但是这种个案化就其性质而言与在旧的司法中可以发现的惩罚调节是迥然不同的。旧制度在这一点上沿袭了基督教的赦罪方式，使用两种调节惩罚的变量，一种是“环境”因素，一种是“意图”因素。这些因素被用来给行为本身定性。刑罚调节属于广义的“决疑法——（关于决疑法的非个案化性质，见Carton）。但是，在此时开始出现的是一种依据被告本人的性情、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历史、“素质”，而不是依据他的意图，而进行调节。人们可以感觉到，（虽然情况还不明朗），在刑罚实践中，心理学知识将要取代司法的决疑法。
　　当然，在18世纪末，这种趋势才初露端倪。人们在该时期的科学模式中寻找这种法典与个案化的联系。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提供了最充分的图示：按不间断等级排列的物种分类。人们试图建立一种犯罪与惩罚的林奈（Ioinnaeus）”式分类，目的在于将每一种罪行和每一个应受惩罚的人都纳入一部通用法典的条款中，从而避免任何专制行为。“应该用一张表格列出在各个国家中所能看到的所有犯罪种类。应该根据所列出的罪行加以分类。在我看来，这种分类的最佳原则是根据犯罪对象区分罪行。分类时应使各类之间界限分明，按照各种罪行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罪行置于极其严格的等级中。最后，这张表应该与另一张刑罚分类表严格地对应”（Ioacretelle，351一352）。在理论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想像中，惩罚与犯罪的平行分类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人们如何将固定的法律用于特殊的个人身上呢？
　　同一时期，与这种思辨模式大相径庭的是，人们也在用一种十分简陋的方法来制定各种人类学的个案化方式。我们首先来看看重复犯罪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旧的刑法中并不陌生。门13但是，它正在变成对被告本人的一种描述并能够改变已宣布的判决。根据1791年的立法，几乎在所有的案件中，累犯都要受到加倍的刑罚。根据共和五年花月法律，在累犯身上必须烙上字母R。
　　1810年的刑法规定对他们要么判处规定中的最重刑罚，要么判决高一级的刑罚。此时，对于重复犯罪，人们的目标不是法律规定的某种行为的责任者，而是犯罪者主体，是显示其信恶不使本性的某种意向。渐渐地，不是罪行，而是犯罪倾向成为刑法干预的对象，初犯与累犯之间的区分也变得愈益重要了。基于这种区分，再加上若干补充，在同一时期还形成了“冲动犯罪”观念，即一种在特殊条件下非故意的、非预谋的犯罪，虽然不同于可以被开脱的疯癫犯罪，但也不能被视为一般犯罪。
　　早在1791年，勒·佩尔蒂埃就指出，他提交给制宪议会的刑罚等级详细分类方案可以阻止“冷酷无情的预谋作恶者”犯罪，后者会因想到这些刑罚而克制自己，但是，该方案无力阻止因“毫不考虑后果的感情冲动”所造成的犯罪。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犯罪表明犯罪者“没有邪恶之心”。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刑罚人道化的背后，所隐含的是所有那些认可，或更准确地说是要求“仁慈”的原则，是一种精。动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但是这些原则也引起了权力作用点的变化：不再是通过公开处决中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游戏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更确切地说，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着的表象和符号的游戏。正如马布利所说的，不再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灵魂。而且，我们完全明白，他的术语——权力技术的相关物——指的是什么。旧的惩罚“解剖学”被抛弃了。但是，我们真的进入了非肉体惩罚的时代吗？
　　我们可以把根除非法活动的政治设计作为一个起点。这种设计归纳了一般的惩罚职能，划定惩罚权力的界限，以便控制这种权力。从这个起点出现了两条使犯罪和罪犯对象化的路线。一方面，罪犯被视为公敌，镇压罪犯符合全体的利益，因为他脱离了契约，剥夺了自己的公民资格，显露出似乎是自身的某些野蛮的自然本性。他看上去是个恶棍、怪物、疯子，也可能像个病人。很快，他又被视为“不正常”的人。事实上，总有一天他将属于科学活动的对象，受到相关的“治疗”。
　　另一方面，度量惩罚权力的效果，这一从内部产生的需求，规定了对一切现实的或潜在的罪犯进行干预的策略：设置防范领域，权衡利弊，传播表象和符号，规定判断和证据的领域，根据极其精细的变量调整刑罚。所有这些也导致一种罪犯和罪行的对象化。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支撑着惩罚活动的权力关系开始增加了一种对应的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在后者中犯罪成为依据一般规范确立的事实，罪犯则是依据特殊标准才能辨认的个人。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客体关系并不是从外部附加给惩罚实践的，不是情感的极限对公开处决的残暴所施加的禁烟，也不是对“受惩罚的人究竟是什么”所做的理性的或“科学”的质疑。这种对象化过程起源于有关权力及其使用安排的策略本身。
　　然而，在刑法改革设想中出现的这两种对象化进程，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效果方面都迥然有异。被置于法律之外的作为自然人的罪犯还仅仅是一种潜在因素，一种正在消逝的痕迹，其中包含着各种政治批判的观念和各种想像的形象。人们还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会看到“犯罪人”（hornocrimi－nalis）成为知识领域中的一个明确对象。反之，另一种对象化进程则具有更快、更明确的效果，因为它与惩罚权力的重组——如制定法典、确定违法行为、确定刑罚尺度，制定程序规则，确定司法官的职能——有着更直接的联系。
　　而且还因为它使用了“启蒙思想家”已经建构的话语。这种话语实际上借助关于利益、表象和符号的理论，借助该理论所重构的序列和发生过程，为统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处方：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仅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理论，而且形成了一种关于精密、有效和经济的权力的技术学，与那种君主权力的奢侈使用形成对照。让我们再次听听塞尔万所表达的思想：犯罪观念和惩罚观念必须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前后相继，紧密相连。……当你在你的公民头脑中建立起这种观念锁链时，你就能够自豪地指导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
　　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正是在这种稳健的理智基点上，他紧紧地把握着锁链的终端。这种联系是更牢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绝望和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最坚固的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Servan，35）。
　　这种惩罚的符号一技术，这种“意识形态权力”至少将会部分地被搁置，被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所取代，肉体将再次以新的形式成为主要角色。而且，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将会允许在18世纪崭露头角的两种背道而驰的对象化路线并行不停地存在：它将“从另一角度”，即用自然本性来反对自然本性的角度，排斥罪犯；它将力求用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经济学来控制犯罪。对新的惩罚艺术扫视一眼，便可以洞察到惩罚的符号一技术如何被一种新的肉体政治学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