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并不自诩是第一个做这种研究的人。
　　鲁舍（Rusche）与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的大作《惩罚与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系列基本参考点。我们首先必须摆脱那种错觉，即认为刑罚主要是（即使并非绝对地是）一种减少犯罪的手段；因此，尽管由于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不同，刑罚或者十分严厉或者比较宽松，但都旨在达到矫正修补的目的，都要追究个人或追究集体责任。我们应该分析“具体的惩罚制度”，把它们当做社会现象来研究，但不能单纯地从社会的司法结构来考虑，也不能单纯地从社会的基本道德选择来考虑。
　　我们应该把它们置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在这种领域中对犯罪的惩罚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应该揭示，惩罚措施不仅仅是进行镇压、防范、排斥和消灭的“消极”机制，它们还具有一系列积极的、有益的效果，而它们的任务正是提供和维持这种效果（而且在这种意义上，虽然合法惩罚是为了惩罚犯罪，但人们也可以说，对犯罪的界定和追究也是为了维持惩罚机制及其功能）。从这种观点出发，鲁舍和基希海默尔将不同的惩罚制度与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生产制度联系起来：譬如，在奴隶制经济中，惩罚机制被用于提供一种额外的劳动力——在战争和贸易所提供的奴隶之外，造成一批“民法”奴隶；在封建制度下，在货币和生产的早期阶段，我们会发现肉体惩罚急剧地增多——在大多数情况下，肉体是唯一可以触动的财产；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收容所（总医院、纺织劳动院或木工劳动院）、强制劳动和监狱工厂纷纷出现。但是工业制度需要的是一个自由劳动市场，因此在19世纪，惩罚机制中的强制劳动逐渐式微，“教养”拘留取而代之。毫无疑问，关于这种严格的对应关系已经有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接受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惩罚制度应该署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中来考察：尽管它们并不使用粗暴的、血腥的惩罚，尽管它们使用禁闭或教养的“仁厚”方法，但是，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以道德观念或法律结构为背景来撰写一部惩罚史，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这种惩罚制度声称以掌握罪犯的灵魂秘密为自己的目标时，我们能以肉体史为背景来撰写这种惩罚史吗？
　　历史学家早就开始撰写肉体的历史。他们研究了历史人口学或病理学领域里的肉体；他们把肉体看作是需求和欲望之源，心理变化和新陈代谢之所，细菌和病毒的侵害目标；他们揭示了历史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似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基础，在社会史中，诸如杆菌的传播或寿命的延长这类生物学“事实”应占有何种地位（参见LeRoy－Laturie）。但是，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这种征服状态不仅是通过暴力工具或意识形态造成的，它也可以是直接实在的力量的对抗较量，具有物质因素，但又不包含暴力；它可以被计算，被组建，被具体地设想出来；它可能是很微妙的，既不使用武器，也不借助于恐怖，但依然具有物质结构。也就是说，可能有一种关于肉体的“知识”，但不完全是关于肉体功能运作的科学；可能有对肉体力量的驾驭，但又不仅是征服它们的能力；这种知识和这种驾驭构成了某种可以称为肉体的政治技术学。
　　当然，这种技术学是发散的，几乎没有形成连贯的系统的话语；它往往是各种零星的片断；它使用的是一套形形色色的工具和方法。尽管其结果具有统一性，但一般来说，它不过是一种形式多样的操作。另外，它不是固定在某种特殊的制度机构或国家机器中。它们都求助于它，使用、选择或推行它的某些方法。但是，就其机制和效应而言，它处于另外一个层面。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机器和各种机构所运用的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其有效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介于这些重大功能运作与具有物质性和力量的肉体之间。
　　这样，我们对这种微观物理学的研究就提出以下的假设：首先，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交易的契约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总之，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或保持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是由被统治者的位村所展示的、有时还加以扩大的一种效应。
　　其次，这种权力在实施时，不仅成为强加给“无权者”的义务或禁锢；它在干预他们时也通过他们得到传播；正是在他们反抗它的控制时，它对他们施加压力。这就意味着，这些关系深入到社会深层；它们不是固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是固定在阶级分野处，它们不仅在个人、肉体、行为举止的层面复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尽管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它们确实通过一系列复杂机制而连接成这种连续形式），但是，既没有相似性，也没有同源性，而只有机制和模态的特殊性。
　　最后，它们不是单义的；它们确定了无数冲撞点、不稳定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这些“微观权力”的颠覆并不是遵循着“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法则；这种颠覆不是由于国家机器被新的势力控制或原有的制度机构行使新的功能或遭到毁灭而一下子造成的；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插曲无一会被载入史册，除非它对制约着它的整个网络产生影响。
　　或许，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像，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因此，对这些“权力一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一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一知识，贯穿权力一知识和构成权力一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