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条：犯人作息日冬天从早上6点开始，夏天从早上5点开始。每天劳动9小时，学习2小时。作息日冬天晚上9点结束，夏天晚上8点结束。
　　第18条：起床。第一次击鼓时，看守打开囚室门，犯人必须起床穿衣，并保持肃静。第二次击鼓时，他们必须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铺。第三次击鼓时，他们必须整队出发，到小教堂做晨祷。每次击鼓间隔5分钟。
　　第19条：祈祷由牧师主持，诵读道德或宗教经文。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小时。
　　第20条：劳动。夏天5点3刻，冬天6点3刻，犯人到院子里洗脸洗手，领取第一份面包。随后，他们编成劳动小组开始工作。劳动时间夏天必须从6点开始，冬天必须从7点开始。
　　第21条：进餐。犯人在10点钟暂停工作，到食堂就餐。他们必须先在各自院子里洗手，然后分组进餐。午餐后休息到10点40分。
　　第22条：学习。10点40分，随着击鼓声，犯人列队分组到教室。上课时间为2小时，交替学习读写、绘画和算术。
　　第23条：12点40分，犯人以组为单位离开教室，回到各自院内休息。12点55分，随着击鼓声，犯人按劳动小组集A
　　第24条：1点，犯人必须回到工作车间，工作到4点。
　　第25条：4点，犯人离开车间到院子里洗手，然后按就餐小组集合。
　　第26条：5点以前是晚餐和休息时间，5点整返回车间。
　　第27条：夏天7点，冬天8点，劳动结束。在车间里最后一次发放面包。由一名犯人或一名看守用一刻钟时间诵读一段道德教诲。然后做晚祷。
　　第28条：夏天7点半，冬天8点半，犯人必须回到各自囚室，书先须在院子里洗手和检查衣物。第一次击鼓时，他们必须脱去衣服，第二次击鼓时，必须上床就寝。看守锁好牢门，在走廊巡视，确保秩序和肃静”（Faucher，274～282）。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次公开处决和一份作息时间表。它们惩罚的不是同一种罪行或同一种犯人。但是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惩罚方式。其间相隔不到一个世纪。但这是一个时代。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整个惩罚体制在重新配设。这是传统司法“丑闻”迭出、名声扫地的时代，也是改革方案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时代。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有关法律和犯罪的理论，一种新的关于惩罚权利的道德和政治论证；旧的法律被废弃，旧的惯例逐渐消亡。各国各地纷纷酝酿或制定“现代”法典：俄国在1769年，普鲁士在1780年，宾夕法尼亚和托斯坎尼在1786年，奥地利在1788年，法国在1791年、共和4年、1808年和1810年。这是刑事司法的一个新时代。
　　在众多变化中，我将考虑的是这样一种变化：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今天我们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但在当时，或许这曾引发了无数慷慨激昂的华丽文字，或许这曾被人兴奋地大肆渲染为“人性胜利”的进程，从而无须更深入地分析。再者说，与重大的制度改造、明确统一的法典和。司法程序的制定相比，与普遍采用陪审团制度、确定刑罚的性质以改造教养为主以及自19世纪起愈益明显的因人量刑的趋势相比，这种变化又算得了什么？不那么直接的肉体惩罚，在制造肉体痛苦的技术方面的慎重，不再被展示得更微妙、更温和的折磨，这些不应被视为更深刻变化的一个具体例子、一种附带的结果吗？但是，毕竟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几十年前，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示众和暴尸等现象消失了，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
　　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阴森的惩罚盛会虽然在各地还时而零星地出现，但毕竟在逐渐消逝了。在这种转变中有两个进程。它们不是同步的，而且原因各异。第一个进程是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消失。惩罚的仪式因素逐渐式微，只是作为新的法律实践或行政实践而残存下来。公开认罪在法国于1791年首次废除，后来虽曾有过短暂的恢复，但在1830年被再次废除。示众柱刑在法国于1789年废除，在英国于1837年废除。在奥地利、瑞士以及美国的一些州，如宾夕法尼亚，曾使用囚犯从事公益劳动，如清扫城市街道、修整公路。这些身穿囚衣、剃了光头的犯人“被带到公众面前。对这些懒汉和恶棍的嘲弄，常常激怒他们。他们很自然地会对挑衅者进行疯狂的报复。为了防止他们以牙还牙，给他们戴上铁颈圈和脚镣，上面还绑着炸弹。他们拖着铁链，从事丢人现眼的杂役。警卫县挎刀剑、短论和其它武器进行监督”（RobertVaux：《短论集》，转引自Teeters，1937，24）。
　　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各地实际上废除了这种做法。在法国，公开展示犯人的做法延续到1831年，并受到激烈的批评。雷阿尔（Real）指责说，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场面”。这种做法最终在1848年4月被废除。以往用铁链拴成的囚犯队伍跋涉整个法国，远至布雷斯特和土伦。
　　到1837年取而代之的是不显眼的黑色囚车。惩罚逐渐不再是一种公开表演。而且，依然存留的每一种戏剧因素都逐渐减弱了，仿佛刑罚仪式的各种功能都逐渐不被人理解了，仿佛这种“结束罪恶”的仪式被人们视为某种不受欢迎的方式，被人们怀疑是与罪恶相联的方式。在人们看来，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早在1764年，贝卡利亚（Beccaria）”就指出：“极其恐怖的谋杀被人们不动声色地、若无其故地重演着”（Beccaria，101）。公开处决此时已被视为一个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