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数趣之，文忠以书报曰：“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
　　盖是时，吕申公客尚众也。余尝于范氏家见此帖，其后碑载初为西帅时与申公释憾事曰：“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丞相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丞相即自刊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献文忠，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
　　然碑载章献太后朝正事，谓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公争而止。苏明允修因革礼，见此礼实尝行。公亦自知其误，则铭志书事固不容无误，前辈所以不轻许人也。范公忠义，欲以身任社稷，当西方谋帅时，不受命则已，苟任其责，将相岂可不同心？欢然释憾，乃是美事，亦何伤乎？然余观文正奏议，每诉有言，多为中沮不得行。
　　未几，例改授观察使。韩魏公等皆受，而公独辞甚力，至欲自械系以听命，盖疑以俸厚啖之。其后卒以擅答元昊书罢帅夺官，则申公不为无意也。文忠盖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两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损益之，解后世之疑，岂碑作于仁宗之末，犹有讳而不可尽言者，是以难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