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里厄医生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些想法里还交织着与亲人分离的孤独情绪。这些想法也同样在他朋友们的脸上反映出来。所有那些坚持不懈地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渐渐感到支撑不住，可是这种疲乏所引起的最危险的后果，还不是他们对外界动态以及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而是在于他们对自己那种放任自流、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他们有这么一种倾向：凡是不是绝对必要的事，凡是在他们看来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懒得去做。因此，这些人就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所制订的卫生规则，对于他们自身应该进行消毒的许多规定，其中有一些，他们也忘了遵守，有时甚至顾不上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就赶到肺部受鼠疫侵袭的病人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临时被叫到感染者家里去的，他们感到已无此精力再到某处去为自己滴注必要的防疫药物。这倒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这场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对象。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而运气又不是人人都能碰得到的。
　　可是，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没有疲劳不堪，也没有灰心丧气，仍然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这就是科塔尔。他对别人继续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却选中了塔鲁，只要后者有空，便去看他。一方面是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塔鲁总是诚心诚意地接待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从不怠慢。这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奇迹：不管工作得多么劳累，塔鲁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关心备至。甚至有几个晚上他累垮了，但第二天照旧精神抖擞。科塔尔曾经对朗贝尔说：“我跟塔鲁很谈得来，因为他很通人情。他总是很体谅别人。”
　　所以，在那段时期里，塔鲁的日记内容就逐渐集中到科塔尔的身上。塔鲁曾试图在日记中如实地、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反映出科塔尔告诉他的种种想法和对事物的看法。这篇题为“关于科塔尔和鼠疫的关系”的记录占了笔记本好几页纸，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它的要点。塔鲁对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这是一个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愉快。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在塔鲁面前，他有时会用这类话来表达他思想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不过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着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鼠疫的威胁，但好就好在他是和大家共患难的。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染上鼠疫。他似乎是靠着这样一种想法在过日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并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遭到某种严重疾病或者某种深重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忧虑。他曾对我说过：‘您可曾注意到，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害上所有的病的。假设您患有重病或者某种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肺结核，您就决不会被鼠疫或斑疹伤寒所侵袭，决不可能。而且这方面的效果比上述的还要大得多，因为您决不会看到过一个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暂且不问正确与否，倒使得科塔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鼠疫一来，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照您这么说，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啰。’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人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是的，很明显，是一个同谋者，而且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同谋者。他赞许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的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易于冲动的脾气；他们力避谈及鼠疫、却又不停地谈及鼠疫的怪癖；他们从得知这种病是以头痛开始的这一天起，一发觉有点头痛就心惊胆战、面无人色的表现；还有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心理——这使他们会把别人的遗忘看作是冒犯，或者会因丢失一粒裤子纽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在晚上一同出去。他后来就在笔记本里记叙他们如何在傍晚或深夜走人人影幢幢的人群中去，摩肩接踵地夹杂在若隐若现的人堆里，因为每隔相当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弱亮光的路灯。他俩就这样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阴影。这就是科塔尔几个月前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求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也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放荡不羁的享乐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骛。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无法遏止，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挥金如土，尽管大部分人都缺乏生活必需品，但人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地消耗奢侈品。所有各种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游戏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种有闲生活却只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在一对男女的后面。过去，这种成对的男女总是小心翼翼地要避人耳目，而现在却是相互紧紧偎依，肆无忌惮地在全城游逛，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完全置之度外。科塔尔情不自禁地说：“啊！真是好样儿的！”面对着这种群众性的狂热，面对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在周围一片响亮的大手大脚丢小费的闹声中，他兴高采烈，高声喧嚷。
　　然而，塔鲁认为，在科塔尔的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多少恶意。科塔尔常说：“这些事我在他们之前早就领教过了。”这句话与其说是显示了他的得意心情，毋宁说是表明了他的不幸遭遇。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觉得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了。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难道我能说：在我被逮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被逮捕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遇到鼠疫……您要我谈谈我的看法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