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