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从各篇来看，也都脉胳分明、条理清晰。
　　如《项羽本纪》，全文从项羽的家世写到项羽兵败自刎，其中涉及到波澜壮阔的楚汉战争，可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司马迁剪裁史料、或详或略，重要片断，加以重彩描绘，使楚霸王这一形象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当中呼之欲出。全文浑然天成，其中“会稽起义”、“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等片断最为精彩，皆可独立成篇。《项羽本纪》成为历代传记文学的典范。
　　选材方面，司马迁立足于文章的主题，或详或略，或抑或扬。同一历史事件，在此处是长篇详述，洋洋洒洒几千言，在别的地方则一笔带过。同一历史人物，在这个场合唱主角，尽展人生风流，到那个场合就成了别人的陪衬。这些都是服从表现文章主题这一整体需要出发的。
　　《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双重成就，使它成为历代关注的焦点。
　　唐宋古文运动时期，《史记》的文学地位得到了肯定，司马迁的散文，被古文运动倡导者推为正统。
　　叶盛说司马迁“在汉为文中之雄”，李维桢认为“三代而下，文章之美，无如《史记》”。韩愈在评论柳宗元的文风时，说他雄深雅健似司马迁；柳宗元则以一个“洁”字评论《史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
　　苏辙认为《史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如此等等。司马迁的《史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
　　此后，对《史记》的评点不绝于案，历代的人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对《史记》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史记》就在一片议论之中渐渐走向了大众。
　　明清两代，对《史记》的艺术评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明代，以茅坤、归有光为代表。茅坤认为《史记》“疏荡遒逸”，其文风飘逸而不柔弱，亦不乏刚健之气，此外，他还大大肯定了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方面的独到之处，认为其“言人人殊，各得其解”，究其原因，是因为司马迁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心理，对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都有全面把握。归有光对《史记》更是推崇之极，他提倡学习《史记》的表现手法，但对《史记》的精髓，却没有真正把握住。
　　到了清代，《史记》评论达到鼎峰，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尤以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方苞讲求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此来衡量《史记》，方苞认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刘大着眼于艺术方面，认为《史记》有“大”、“远”、“疏”、“变”这四大特点，“大”——气势宏伟；“远”——文辞含蓄；“疏”——跌宕有致；“变”——善用词语。
　　各派人士，对《史记》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顾炎武对司马迁在记人叙事时，对地理方位方面的准确把握很是钦佩，同时他对司马迁变化多样的叙事方法也十分推崇；梁启超对司马迁记人叙事的手法，也作过专门的评论，肯定了司马迁在叙事过程之中以小见大的方法；曾国藩亦以为《史记》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以“奇”来概括《史记》的特色。
　　近现代对《史记》的评论就更趋成熟了。鲁迅认为其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顾颉刚认为司马迁“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古今，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也。”赞《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的整理。”
　　越来越多的人对《史记》给予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对《史记》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有关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书目越来越多，对于司马迁，历史给予了他应有的地位，对于《史记》，也将永远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宝库中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