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奥黛塔本可以坐着豪华车到处跑，即便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时她父亲还在世，而她也没有富到一九六二年他去世时那种巨富的程度，在她二十五周岁生日时，她名下的钱财已交给她自己管理了，她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但是，她对某个保守的专栏作家一两年前杜撰的一个词压根儿不感兴趣——那个说法叫做“豪华车自由”。她年轻得不想让别人看出自己的真实地位，只是还没有幼稚到（或是愚蠢到！）相信自己老穿着一两条褪色的牛仔裤和卡其布衬衫就能真正改变她的社会地位的程度，当然她本可让司机接送却去搭乘公交车和地铁，（她太自我中心了，并没留意到安德鲁受到伤害和深为不解的脸色；他喜欢她，还以为这是她拒绝他的某种方式，）也并非出于那种信念，不过她还是幼稚得仍然相信某种表白的姿态有时会抵消（或至少是盖过）真实境况。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晚上，她为这种姿态付出了膝盖以下两条腿的代价……还有她的一半心智。
　　6
　　奥黛塔先是被人用力拖，然后再是推，最后被卷进了汹涌翻腾的浪涛中。她是一九五七年开始卷进去的，那件事最终被称之为“运动”而没有命名。她知道某些背景，知道为平等权利的斗争并非始于解放宣言（指一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林肯总统发布的解放美国奴隶的法令），而是要追溯到第一艘驶入美国的贩运奴隶的船只（抵达佐治亚，事实上那是英国人在此安置流放罪犯和失债者的殖民地），但对奥黛塔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开始的，有同样的三个单词作为标记：我不走。
　　这是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辆公交车上发生的，那儿个词从一个著名的黑人妇女嘴里说出，她名叫罗莎·李·派克（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女活动家。
　　下文涉及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五五年），这罗莎·李·派克就是不肯从公交车前面的车厢退到后面去，这当然是吉姆·克劳的公交车（原是十九世纪初一个黑人剧团的保留剧目，后来这个剧名专指黑人和他们的隔离生活。吉姆·克劳的公交车，指一九六0年代以前美国南方各州在公交车上实行的种族隔离）。很久以后，奥黛塔也和人们一起这样高唱“我们不走”，这情景总让她想起罗莎·李·派克，她唱这歌时总有一种羞。隗之感。要和你的队伍一起，跟大家汇成人流一起唱出“我们”　是容易的；甚至对于一个没有腿的女人也是一件不难的事。唱出“我们”是多么容易啊，做“我们”是多么容易啊。但在那辆车上并没有“我们”，那辆车上准是混合着陈年的皮革味儿和经久不散的烟味，车上的广告卡片上写着：幸运抽奖Ls.M.F.T.（当时美国的一种烟草促销广告）看在天国分上去你选择的教堂。喝下奥佛汀（十九世纪后期瑞士人发明的一种混合软饮料）！你会看见我们想让你看到的！带靠背的扶手座椅。二十一种了不起的烟草造出了二十支美妙的香烟，当时并没有“我们”在那个疑虑地瞪着你的司机眼皮底下，只有她一个人坐在一群白人乘客中间，坐在后边车厢里的黑人也同样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她。
　　没有我们。
　　没有成千上万游行的人们。
　　只有罗莎·李·派克用那三个单词掀起的一阵巨浪：我不走。
　　奥黛塔有时会想，如果我做了这样一件事——如果我有这么勇敢——我的余生将会非常幸福。但这样的勇气是我所不具备的。
　　她曾在报上读到过派克遭遇的事情，一开始并不是很感兴趣，兴趣是一点一点来的。正如最初几乎无声无息的种族冲突，后来引发了整个南方的轩然大波，很难说她的激情与想像力是什么时候或怎样被这项运动所感染。
　　一年或一年多以后，她和一位年轻男子不经常地有一些约会，那人带她去过格林威治村，那儿有一些年轻的（大部分是白人）乡村歌手，他们的演出节日里增添了某些令人惊讶的新歌——完全想像不到，他们往那些歌里加入了古老的戏谑调门，诸如约翰·亨利（十九世纪美国黑人大力士，作为一名工人在铺设切萨皮克一俄亥俄铁路工程中大显身手。在挖掘一处隧道时，他手持两柄二十磅大锤与新式蒸汽锤他的大锤玩转新式的蒸汽锤，（却在这过程中害了自己，主啊，主啊（在一首名为《约翰·亨利》的黑人歌谣中每一节都有“主啊，主啊”（Lawd，Lawd）的过门），）还有巴比利·艾伦[巴比利·艾伦（BarbryAllen）]怎样残忍地拒绝她那害相思病的年轻求婚者，（结果却死于羞愧，主啊，主啊，）音乐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唱出了在这个城市如何受忽视被歧视的感受；在一个明明可以胜任的工作中，怎样由于错误的肤色而让你卷铺盖走人；怎样被送进监狱被查利先生鞭打，只因为你的黑皮肤，而你竟然敢——主啊，主啊——在亚拉巴马，在蒙哥马利城，在伍尔沃思公司（詹姆斯·鲍德温一九六四年创作的话剧《致查利先生的布鲁斯》中的人物）的午餐桌。卜和白人坐在一起。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荒谬，从那以后，她才开始对自己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祖先感到好奇。她从来没看过那本《根》——她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阿历克斯·哈利（美国作家。其代表作《根》写于一九七六年）还远远没有开始写那本书，他甚至还没想过要写那本书。但这事儿却荒谬地出现在她晚近的生活中，第一次让她追溯到那许多代之前被白人链接起来的祖先们。当然这些是发生在她出生之前的事实，不过是一些零零散散的资料碎片，其中看不出某种实在的如同方程式表示的那种变化关系，这完全不同于那些影响她日常生活的烦心的事儿。
　　奥黛塔把她了解到的情况汇集到一起，真没有多少东西，这让她。
　　很惊讶。她打听到她的母亲出生在阿肯色州的奥黛塔，她（是独女）的名字就是根据那个城市取的。她打听到她父亲曾是一个小镇上的牙医，发明了牙齿封蜡技术并获得过这项专利，这项技术在湮没了十年之后突然问受到关注，她老爸一下成了一个中等的富人。在随后的十年内，尤其四年后当滚滚财源到来之时，他又搞出了许多新的牙科治疗技术，诸如畸齿矫正术啦，牙科自然整形啦，其技术多属此类，在他和妻子女儿（第一次获得专利权时她刚出生四年）移居纽约后，他创办了霍姆斯牙医技术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在牙科治疗领域的影响力，就如同施贵宝公司（美国一家制药公司）之于抗牛素领域。
　　然而，当她向他询问若干年来的经历时——她未曾经历的，老爸也未曾提及的历史，他便会东拉西扯地说开去，而不会告诉她任何事情。有一次，她妈妈爱丽丝——他有时在心情好的时候会叫她妈，或是爱丽——说，“你得告诉她，丹，当你驾着福特车经过棚桥时，他们朝你开枪的事儿。”可是他朝奥黛塔的妈妈作了个闭嘴的阴郁眼神，素来像只麻雀似的叽喳不停的妈妈，旋即缩回椅背，一句话也不说了。
　　自那晚以后，有那么一两次，奥黛塔想让她母亲说出些什么，可是都一无所获。如果在那以前她向她母亲打听，也许还能了解到某些真相，但因为她父亲不想披露，她也就不说了——也不再对他提起，她意识到，过去的那些事儿——那些亲属们，那肮脏的红土小道，那商店，那窗上缺了玻璃连个窗帘都没有的污浊的底楼房间，那些伤天害理的侵扰，那些衣不遮体，用面粉口袋权作长风衣的邻家孩子——所有这一切，都被埋葬了，就像他把坏死的牙齿埋在完好的分辨不出是真是假的假齿冠下边。他不说，也许是不能说，也许是有意识地让自己被有选择的记忆缺失症所困扰：“顶着齿冠的牙齿”正是他们在纽约中央公园南面格瑞玛尔公寓的生活写照。所有的细枝末节都藏在外表坚固密封的齿冠下面。他的过去被隐藏得非常好，从来都没留出一丝罅隙，你没法通过这表层障碍揭示深处的内核。
　　黛塔知道某些事情，但黛塔不认识奥黛塔，奥黛塔也不认识黛塔，所以，牙齿仍光滑紧密地矗在那儿，像一扇守卫的大门。
　　她有母亲的某种羞涩，又有父亲的坚定耿直，（不说话的时候，）
　　有一次在父亲面前她斗胆提到那个话题，那是仅有的一次，暗示他曾拒绝跟她谈起的那笔信托基金的事儿——那笔本该属于他的信托基金从来没有到手，虽说从来也没过期。他拘谨地晃动着手罩的《华尔街日报》，折拢，叠好，搁在落地灯旁的冷杉木桌上。取下邡副无边钢架眼镜，放在报纸上面。然后，他看着她，他是一个瘦瘦的黑人，瘦得几乎形销骨立，一头灰发紧贴着头皮纠成一个个小卷儿，此刻在那深凹的太阳穴上疚速张开，可以看见那处的静脉有节奏地一颤一颤，他只是这么说：我不想谈我生活中的那一部分，奥黛塔，也不去想那些。
　　那是没有意义的。从那以后，世界向前发展了。
　　罗兰将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