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他，”马辛说，“砍他，我要站在这儿看。我要看血流出来。快点，别让我说第二遍。”
　　——乔治·斯达克：《马辛的方式》
　　人们真正的生活开始于不同的时期，这一点和他们原始的肉体相反。
　　泰德·波蒙特是个小男孩，他出生在新泽西州伯根菲尔德市的里杰威，他真正的生活开始于1960年。那年，有两件事在他身上发生。第一件事决定了他的一生，而第二件事却几乎结束了他的一生。那年，泰德·波蒙特十一岁。
　　那年一月，《美国少年》杂志举办了一次写作比赛，他寄去了一篇短篇小说。六月，他收到杂志编辑们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获得了本次比赛小说类的荣誉提名奖。信中还说，评委们本来准备给他一个二等奖的，但从他的申请书中发现，他年龄不够，差两岁，还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少年”。但是，编辑们说，他的短篇小说《在玛蒂家外》是一篇极为成功的作品，因此向他祝贺。
　　两周后，《美国少年》杂志寄来了获奖证书。为了保险，是用挂号寄来的。获奖证书上有他的名字，但字体非常花哨，他几乎认不出来。在证书底部，有一个金色印章，上面是凸起的《美国少年》杂志的标志——一个平头男孩和一个扎马尾巴女孩狂舞的侧影。
　　他母亲把泰德抱在怀里，吻个不停。泰德平常是个安静、老实的男孩，好象从来没有对什么事情特别感兴趣过，另外，他走路时经常会自己把自己绊倒。
　　他父亲无动于衷。
　　“如果它真他妈的那么好，为什么他们不给他一点钱呢？”他靠在安乐椅上，抱怨说。
　　“格沦——”
　　“别放在心上。你不折腾他的时候，也许这位大作家可以为我跑跑脚，买点儿啤酒。”
　　他母亲再不说什么了……但是，她自己花钱请人将信和证书装到镜框中，钉在他床头上方的墙上。当亲戚和其他人来访时，她带他们去看它。她告诉他们说，泰德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大作家。她一直认为他注定要成为一个大人物，这些证书是第一个证据。这些话使泰德很难为情，单他太爱他母亲了，不愿意告诉她这一事实。
　　不管难为情还是不难为情，泰德认为他母亲说的不全错。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大作家，但是，他将成为一个作家，这是确定无疑的。为什么不呢？他擅长写作。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写了。当他得奖时，他已经写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会总因为他年龄小因而不给他钱的。他不会永远十一岁。
　　1960年，他身上发生的第二件事开始于八月。那时，他开始头疼。起初并不厉害，只是太阳穴和前额后面隐隐做痛，但是九月初开学时，它变成连续不断的痛苦。当头痛发作时，他什么也干不了，只能躺在黑暗的房间中等死。到九月底时，他希望自己能够死去。到十月中旬，头痛加剧到这种程度，以至他开始害怕自己死不了。
　　这可怕的头痛开始时，总伴随着一种幻想的声音，这声音只有他能听到——听上去好象有一千只小鸟在吱吱喳喳叫。有时，他想象自己几乎能看到这些鸟，并且断定他们是麻雀，这些麻雀十几个一群聚集在电话线和房顶上，就像在春天和秋天它们常做的那样。
　　他母亲带他去看塞瓦特医生。
　　塞瓦特医生用一个检目镜窥看他的眼睛，然后摇了摇头。接着，他拉上窗帘，关掉头顶上的灯，叫泰德看着白色的墙壁。他用一个手电筒忽明忽暗的对着墙划光圈，泰德一动不动地看着。
　　“你觉得好玩吗，孩子？”
　　泰德摇摇头。
　　“你觉得头晕吗？你觉得要晕倒吗？”
　　泰德摇摇头。
　　“你闻到什么东西的气味了吗？像腐烂的水果或烧焦的布块？”
　　“没有。”
　　“你的小鸟怎么样？你看着闪光时听到它们叫了吗？”
　　“没有。”泰德说，觉得很神秘。
　　“是神经问题，”当泰德来到外面的候诊室时，他父亲说，“这孩子他妈的神经有问题。”
　　“我认为是偏头疼，”塞瓦特医生告诉他们，“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很少见，单也不是没听说过。而且，他好像很……易于动感情。”
　　“的确如此。”莎伊拉·波蒙特有点儿骄傲地说。
　　“也许有一天会有治疗的方法。至于现在嘛，我恐怕他只有忍受折磨了。”
　　“对。我们也得和他一起忍受折磨。”格伦·波蒙特说。
　　但是，这不是神经问题，也不是偏头疼，事情还没完。
　　万圣节四天前，莎伊拉·波蒙特听到一个男孩在大声叫喊，泰德每天早晨都和这男孩一起等校车的。她从厨房窗口望出去，看到她儿子躺在家用汽车道上，全身痉挛。他的午饭盒扔在一边，里面的水果和三明治都滚出来掉在路面上。她跑出去，支走那个男孩，然后手足无错的站在那里，不敢碰他。
　　如果里德先生开的黄色大公共汽车晚来一会儿的话，泰德可能就会死在汽车道边。但是，里德先生曾在南朝鲜当过医生。他把男孩的头向后扳，使得空气流通，这样，泰德就不会被自己的舌头窒息死。他被救护车送往奥尔根菲尔德市医院，恰巧胡夫·布里查德医生在急诊室喝咖啡聊天，这时男孩被推进来。胡夫·布里查德医生正好是新泽西洲最好的神经科医生。
　　布里查德命令拍X光照片，他认真地研究了照片。他给波蒙特夫妇看照片，并要求他们仔细看他用黄色蜡笔划圈的部位，那里有一个模模糊糊的阴影。
　　“看这里，”他说，“这是什么？”
　　“我们他妈的怎么会知道？”格伦·波蒙特问，“你他妈是医生。”
　　“对。”布里查德冷冷的说。
　　“我妻子说看上去他又犯病了。”格伦说。
　　布里查德医生说，“如果你的意思是他得病了，这没错。单你的意思是他得了癫痫病，那我敢肯定决对不是。如果泰德真的是癫痫病，你们不需要一个医生指出这一个事实。如果他得的是癫痫，只要你们家的电视机画面开始滚动，他就会在客厅的地毯上乱滚了。”
　　“那么，他是什么呢？”莎伊拉小心翼翼地问。
　　布里查德转向灯盒上放着的X光照片。“那是什么？”他回答说，轻轻敲着划圈的地方，“突然的头痛，在此之前又没有任何先兆，这表明你儿子有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可能还很小，也许还是良性的。”
　　格伦·波蒙特呆呆的盯着医生，站在他旁边的妻子用手绢捂着嘴哭起来。她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儿声音。这种无声的哭泣是多年来婚姻生活磨练结果。格伦的拳头又快、又狠、又准，经过十二年无声的悲伤，即使她真想放声大哭，可能也哭不出来了。
　　“这是不是说你要砍开他的头？”格伦以他一贯的直率态度问道。
　　“我不想这么说，波蒙特先生，但我相信需要做手术。”他想：如果真的有上帝，而且他真的用自己的形象为标准塑造了我们，那么，我不知道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像这家伙的混蛋，这些混蛋还掌握着别人的命运。
　　格伦低着头，眉头紧锁，陷入沉思，他沉默了许久。最后，他抬起头，问那个最使他烦恼的问题。
　　“跟我说实话，医生，一共要花多少钱？”
　　助理护士第一个看到它。
　　她的尖叫声刺耳可怕。在手术室中，十五分钟以来，唯一的声音就是布里查德医生的低语声、庞大的救生器的嘶嘶声，还有锯子急促的翁翁声。
　　她跌跌撞撞的向后退去，碰翻了一个圆盘子，这圆盘子上整整齐齐放着几十种手术工具。盘子摔到地上，发出一声响亮的叮当声，接着又是一阵较小的叮当响。
　　“希拉丽！”护士长大吼一声。她的声音充满震惊与愤怒。她气昏了头，以至于好象要去追那个逃走的护士似地迈出了半步。
　　阿尔伯特森医生用他穿拖鞋的脚踢了护士长一下：“请记住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是，医生。”她立即转过身，看也不看手术室的门，这门被希拉丽猛地推开，她一路尖叫着冲出去，像一辆逃跑的火车。
　　“把这些工具拿去消一下毒，”阿尔伯特森说，“快点，快点。”
　　“是，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