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沙绿蒂说，“可能只是出了一些小问题，它可能吃了一只臭鼬——”
　　“我没有闻到什么臭——”
　　“或者它可能在追一只土拨鼠，或一只兔子，它甚至可能在下面的沼泽地里惊跑了一只驼鹿，或者它吃了一些荨麻。”
　　“也许它会。”布莱特疑惑地说。
　　“你父亲听说这种事时大概只会跳起来。”她说，“我现在就可以听见他说，‘病了，它病了？那好，它是你的狗，布莱特，你自己照看它，我有太多的事，没有时间浪费在你的那条野狗身上。”’
　　布莱特不高兴地点点头。他自己也这么想，乔在厨房里闷闷不乐地一边吃饭，一边还大声播放体育新闻，也让他确信这一点。
　　“如果你就这样离开它，它就会去找你爸爸要东西吃，你爸爸就会照顾它。”沙绿蒂说，“尽管他从来不说，但他几乎就像你一样爱库乔，如果他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就会把它送到南巴黎的兽医那儿去。”
　　“好吧，我想他会。”妈妈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他还是不太高兴。
　　她弯下头在他面颊上吻了吻。“我想告诉你，只要你愿意，今晚我们可以打电话给你父亲。你看怎么样？和他通话时，你就随便地问一句，‘你在喂我的狗吗，爸爸？’然后你就会知道。”
　　“好。”布莱特说，他满意地看着母亲，她也向他微笑，相信已经避开麻烦了。
　　然而事与愿违，在乔把车退到门廊的台阶前，开始一声不响地装他们的四件行李（沙绿蒂偷偷摸摸地在其中的一件里放进了她所有的六本快照集）之前一段似乎无限长的时间里，他们遇到了新的烦恼——一乔把车开走以前，库乔会不会溜进后院，缠住乔，然后问题又来了？
　　但库乔没有出现。
　　乔放下乡绅车的后尾板，把两件小行车交给布莱特，自己拿了两件大的。
　　“女人，你带了那么多行李，我真怀疑你是要去做一次里诺离婚旅行，而不是南下去康涅狄克州。”
　　沙绿蒂和布莱特不自在地笑了。这话听起来好像试图在说幽默，但对乔·坎伯，你什么都不能确信。
　　“也许真会有这么一天。”她说。
　　“我想那我只好追上你，用我的新链吊把你拽回来了。”他脸上没有一丝笑，绿帽子古板地扣在后脑勺上。“孩子，你会照看好你妈吗？”
　　布莱特点点头。
　　“好，这样就好。”他量了量布莱特。“你已经长得那么高了，可能已经不会给你的老爸爸一个吻了。”
　　“我想我会的，爸爸。”布莱特说。他紧紧地搂着父亲，吻他粗糙的面颊，他闻到汗臭味和隔夜伏特加酒的味道。对父亲的爱让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吃惊，他有时会体会到这种感受，而且总是在毫不经意的时候（近两年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他母亲大概不知道，告诉她大概她也不会相信）。这种爱和乔·坎怕日复一日地对他和他母亲所做的事毫无关系，它是一种原始的生物性的东西，但他可能永远难以从中解脱出来，那是一种会萦绕人一生的由多种梦幻般的内容形成的印象：烟味，镜中双面剃刀的影子，悬在椅子上的裤子，某些咒骂的话。
　　他的父亲拥抱了他，然后转向沙绿蒂。他伸出一只手指放在她下巴下，把她的脸抬起了一点。低矮的红砖房后的停车场上，传来一阵低沉的汽车启动声，那是隆隆的柴油机的声音。“玩得开心。”他说。
　　她的眼睛浸满了泪水，她迅速把它们擦掉，那种姿势有点像在发火。“会的。”她说。
　　突然那种绷紧的、闭塞的、捉摸不定的表情又落到他的脸上，像啪地合上的武士的面盔。他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乡下人了。“把这些包都搬进去，孩子！感觉这个里面有铅……老天帮把劲！”
　　他和他们留在一起，直到四个包都检查过。他仔细看过每个包上面的标签，一点没注意到抬包工那种屈尊似的逗乐表情。他看着抬包工用一辆独轮小车把行李推出去送到汽车的狭道里，然后转向布莱特。
　　“跟我到人行道上去。”他说。
　　沙绿蒂看着他们走出去。她坐在一个硬座上，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块手帕，非常烦恼。看起来好像他只是祝她玩得好，然后要把孩子带回家。
　　在人行道上，乔说：“让我给你两条建议，孩子。你可能一条都不会用，男孩总是这样，但我想这不会妨碍父亲说出它们。第一条是这样：你要去见的那个人，那个吉姆，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块狗屎。我同意你去进行这个短期小旅行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你已经十岁了，十岁的人应该已经能分辨得出粪块和香水玫瑰了。你见到他就会明白。他什么事都不干，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弄一些纸。这个世界上的各种麻烦中，有一半就是出在这种人身上，因为他们的脑子和手之间的联系已经断开了。”乔的面颊像开始在发烧，“他只是一块狗屎，可能你现在会不同意我的话，去那儿看看就知道了。”
　　“好的。”布莱特说，他的声音不高，但是很沉着。
　　乔·坎伯微微笑了。“第二个建议是，让你的手捂好你的口袋。”
　　“我没有钞——”
　　坎伯取出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纸币：“有，你现在有了。不要在一个地方把它花光。笨蛋总是很快和他的钱分开的。”
　　“好的，谢谢你。”
　　“再见。”坎伯说，他没有要第二个吻。
　　“再见，爸爸。”布莱特站在人行道上，看着父亲钻进汽车开走了。这是布莱特最后一次见到他。
　　同一天早上八点一刻，加利·佩尔维尔穿着尿渍斑斑的内裤从屋里出来，对着金银花撒尿。他固执地认为，有一天他的带着酒气的尿会让金银花作呕得枯萎。但这一天还没有来到。
　　“啊——我的头！”他大喊，浇灌爬上他篱笆的金银花时，他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抓着头。他眼睛里有一道道鲜红的小点。最近他的心脏像个老水泵那样卡喀卡塔地轰鸣，好像抽的不是血，而是空气。在他快把自己拉光（近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又从皮包骨的两腿间咕噜咕噜地大量地排出他那恶臭的肠胀气后，他感觉到一阵猛烈的胃痉挛。
　　他转身要回去，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降叫声。这是一种低沉、有力的声音，它就从他长满金银花的庭院边缘和外面的干草场相汇处的外侧传来。
　　他迅速转向那声音，他忘了头痛，忘了心脏卡喀卡哈的轰鸣，忘了胃痉挛。已经有很长时间他的脑海中没有重现法国战争中的幻景，但是现在他有了，突然间他的思想在尖叫：德国人！德国人！全班卧倒！
　　但不是德国人。草分开的时候，出现在那里的是库乔。
　　“嘿，孩子，你嗥叫什——”加利说着，结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