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一棵大榆树的阴影里，那棵大榆树在疯狂的荷兰榆树病的折磨下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了。他的屁股坐在一把草坪椅磨得快烂了的木条上。这张椅子是一件西尔斯·罗帕克邮递品，也已经到了可用期的最后阶段了。他喝波波夫酒是因为它很便宜。
　　加利上一次买酒时，从新罕布什尔州买了大量的这种酒，那儿的烈性酒更便宜。波波夫酒在缅因州已经很便宜了，但在新罕布什尔州，它便宜得发贱。那个州在生活中的好东西方面是排得上号的，那儿有奖金丰厚的抽彩，便宜的烈性酒，便宜的香烟，还有圣诞老人树和六枪城这样的旅游名胜。
　　新罕布什尔是一个很棒的老地方。草坪倚已经陷入杂物丛生的草地，深深扎进草皮层中。草坪后面的那幢屋子也烂糟糟的，它是一个灰色、油漆剥落、屋顶下陷的烂摊子。百叶窗斜挂着，烟囱弯向天空，像一个跌倒后正爬起来的老酒鬼。一些屋顶板已经在去年冬季的狂风中被掀飞了，它们现在正在那棵垂死的老榆树的几根树枝上挂着。这儿不是印度的泰姬陵，加利有时说，但他连屁都不会放一个。
　　在这样一个热得让人发昏的晚秋的日子里，加利醉得像只黑鸭，这对他来说很平常。池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罗格·布瑞克斯通，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维克·特伦顿，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多娜·待伦顿，即使认识她，要是来访的球队射出的边线球被她用接球员手套收住，他连屁都不会放一个。
　　他倒认识坎伯一家和他们的狗——库乔，那一家就在小山的上面，3号镇道的尽头。他经常和坎伯在一起喝酒，在迷迷糊糊中，加利觉察到乔·坎伯也已经顺着酒精中毒的路滑得很远了。这条路上加利自己总是远远地旅行着。
　　“只是毫无意义地喝醉，我连屁都不会放一个。”加利告诉垂死的榆树上的鸟和他的屋顶板。
　　他把酒杯喝了个底朝天，放了个屁，猛打着一只小虫。这时阳光和阴影落在他脸上，形成一些斑斑点点。住宅的后面，有几辆散了架的汽车，几乎被高高的杂草埋没了；屋西的长春藤疯长着，快要失去控制，它们几乎把整个小楼都覆盖住，只留下一扇窗露在外面，晴朗的日子里，这扇窗会眩目得像一颗肮脏的钻石。
　　两年前，在一阵阴郁的疯狂中，加利把楼上屋里的一个柜子连根拔起，从这扇窗中扔了出去，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了。他后来又为窗户重安了玻璃，因为冬天一腿从那扇开着的窗户里跨了进来。但柜子还和它落下去的时候一模一样地呆着，一个抽屉跳出来，像伸出的舌头。
　　1944年，加利·佩尔维尔二十岁时，曾单枪匹马地在法国炸掉了一个德军的碉堡。这次业绩后，他又带着班上剩下的士兵前进了十英里，直到他带着六处枪伤倒下，伤是他在担任机关枪手时受的。
　　他因此被满怀感激的祖国授予最高荣誉——杰出服务十字勋章。
　　1968年，他在福尔堡的商业区找到布迪·托格逊，把勋章变成了一个烟灰缸。当时布迪很震惊，加利要求把十字勋章做成一个马桶，这样他可以在里面拉屎，但它没有那么大，布迪延续了故事，也许这符合加利的原意，也许没有。
　　不管怎么样，这都让当地的嬉皮土崇敬得要命。1968年的夏天，大多数嬉皮士正和他们富有的父母一起在大湖区度假。这之后，他们就要在九月回到大学，显然，他们在那里终日研习的只是抗议、酗酒和姑娘。
　　布迪·托洛逊在福尔堡的埃索车站附近工作，空闲时间他也做些定制铸造的活。就在他把加利的勋章变成一个烟灰缸之后，这段故事上了罗克堡的《呼唤》报。
　　故事是一个当地的乡巴佬记者写的，他把这件事理解成一种反战姿态。故事登出来之后，喀皮士们就在3号镇道路边加利的住所前陆续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想告诉他，他“很激进”，一些想要告诉他“重了一点”，有几个想要告诉他“真地妈太过分了”。
　　加利给他们看的却只是同一样东西，他的温切斯特30－06手枪。他告诉他们，从他的领地滚出去，对他来说，他们都只不过是一群长头发，四处乱窜，爱发牢骚的蠢猪或思想激进的性交机器。
　　他告诫他们，他会一枪把他们的肠子从罗克堡打到弗赖伊堡，而且连屁都不会放一个。过了一段时间，喀皮士们就不来了，这就是有关他的杰出服务十字勋章的事情。
　　有一颗德国人的子弹把加利·佩尔维尔的右睾丸打掉了。一个军医发现它被打烂，飞溅在军用内裤的裤底上，另外一只则基本保存了下来，所以他有时还可以很自尊地勃起。偶尔加利会告诉乔·坎伯，他还能通过其它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精神过。他满怀感激的国家授予他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巴黎一家医院满怀感激的全体员工在1945年2月给了他百分之八十的伤残抚恤金，除此之外还送给他一只镀金的猴子。
　　1945年的7月4日，满怀感激的家乡小镇为他举行了一次游行（那时他已经二十一岁，而不是二十岁，两鬓灰白，看上去有七百岁）。感激的市镇管理委员会成员永久地免去了他的房地产税，那很好，否则二十年后他就无家可归了。他再也弄不到吗啡，就改喝烈性酒，这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他可以要多慢有多慢，要多快乐有多快乐地自杀了。
　　现在，1980年，他五十六岁，头发已经全灰，比一头屁股后面架着一个什么把手的公牛还瘦。这世上他可以忍受的活物只有三个：乔·坎伯，乔的儿子布莱特，还有布莱特的大圣·伯奈特狗——库乔。
　　他在正在腐烂的草坪椅上向后靠下去，几乎要把整个背都贴上去了，然后又喝了一口他的桔对酒。
　　这些桔对酒装在一个地从麦当劳拿来的免费杯子里，免费杯的杯壁上有一种紫色的动物，它叫做鬼脸。加利经常在罗克堡麦当劳吃饭，那儿还有便宜的汉堡包。汉堡包倒挺好，至于鬼脸……麦克奶酪市长，还有罗纳德他妈的麦当劳先生……加利·佩尔维尔对他们连个屁都不会放一个。
　　一个宽阔的黄褐色形体正在穿越他左边的高草，过了一会儿，库乔悠闲地在加利乱糟糟的院子里出现了。它看见加利，友好地叫了一声，摇着尾巴老过来。
　　“库乔，你这老野种。”加利说着，放下法计酒．开始熟练地把手伸进兜里找喂狗食饼干。他总是给库乔留几块，库乔是那种老式的，彻头彻尾的好狗。
　　他在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些，把它们掏了出来。
　　“坐，孩子，坐起来。”
　　不管自己感觉多么下贱，情绪多么低落，一条两百磅的大狗像只兔子那样坐在面前，总可以让他觉得非常有趣。
　　库乔坐了起来，加利看见这条狗的鼻吻上有一道短小而丑陋的划痕正在愈合。加利扔给它一些饼干，那些东西看起来像是骨头，库乔毫不费力地在空中接住它们。它用前爪截住了一个，同时已经在吃另一片。
　　“好狗，”加利说，他伸出手去拍库乔的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