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几天，我们从早到晚出去采购物品；尽管玛丝琳的哥哥热心帮忙，后来代我们采购几次，可是不久，玛丝琳还是感到疲惫不堪；本来她需要休息，哪知家刚刚安置好，紧接着她又不得不连续接待客人；由于我们一直出游在外，这次安了家来人特别多。玛丝琳久不与人交往，既不善于缩短客访时间，又不敢杜门谢客。一到晚上，我就发现她精疲力竭；我即或不用担心她因身孕而感到的疲倦，起码也要想法使她少受点累，因而经常替她接待客人，有时也替她回访；我觉得接待客人没意思，回访更乏味。
　　我向来不善言谈，向来不喜欢沙龙里的侈论与风趣；然而从前，我却经常出入一些沙龙，但是那段时间已很遥远了。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跟别人在一起感到无聊、烦闷和气恼，不仅自己拘束，也使别人拘束。那时我就把你们看作我惟一真正的朋友，可是偏偏不巧，你们都不在巴黎，而且一时还回不来。当时就是对你们，我会谈得好些吗？也许你们理解我比我自己还要深吧？然而，在我身上滋生的，如今我对你们讲的这一切，当时我又知道多少呢？在我看来，前途十分牢稳，我从来没有像那样掌握未来。
　　当时即使我有洞察力，可是在于贝尔、迪迪埃和莫里斯身上，在许许多多别的人身上，我又能找到什么高招对付我自己呢！对这些人，你们了解，看法也跟我一样。唉！我很快就看出，跟他们谈话如同对牛弹琴。我刚刚同他们交谈几次，就感到他们的无形压力，不得不扮演一个虚伪的角色，不得不装成他们认为我依然保持的样子，否则就会显得矫揉造作；为了相处方便，我就假装具有他们硬派给我的思想与情趣。一个人不可能既坦率，又显得坦率。
　　我倒愿意重新见见考古学家、语文学家这一圈子人；不过跟他们一交谈，也兴味索然，无异于翻阅好的历史字典。起初，我对几个小说家和诗人还抱有希望，认为他们多少能直接了解生活；然而，他们即便了解，也必须承认他们不大表现出来；他们多数人似乎根本不食人间烟火，只做个活在世上的姿态，差一点点就觉得生活妨碍写作，令人恼火了。不过，我也不能谴责他们，我难于断定不是自己错了……再说，我所谓的生活，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我盼望别人给我指破迷津的。——大家都谈论生活中的事件，但绝口不提那些事件的原因。
　　至于几个哲学家，训迪我本来是他们的本分，可是我早就清楚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教诲；数学家也好，新批评主义者也罢，都尽量远远避开动荡不安的现实，他们无视现实，就像几何学家无视他们测量的大量物品的存在一样。
　　我回到玛丝琳的身边，丝毫也不掩饰这些拜访给我造成的烦恼。
　　“他们都一模一样，”我对她说，“每个人都扮演双重角色。我跟他们之中一人讲话的时候，就好像跟许多人讲话。”
　　“可是，我的朋友，”玛丝琳答道，“您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跟其他所有人不同。”
　　“他们相互越相似，就越跟我不同。”
　　继而，我更加怅然地又说：
　　“谁也不知道有病。他们生活，徒有生活的样子，却不知道自己在生活。况且，我也一样，自从和他们来往，我不再生活了。日复一日，今天我干什么了呢？恐怕九点钟前就离开了您；走之前，我只有片刻时间看看书，这是一天里惟一的良辰。您哥哥在公证人那里等我；告别公证人，他没有放手，又拉我去地毯商店；在高级木器商店里，我感到他碍手碍脚，但是到了加斯东那里才同他分手；我同菲力浦在那条街的餐馆吃过午饭，又去找在咖啡馆等候我的路易，同他一起听了泰奥多尔的荒谬的讲课；出门时，我还恭维泰奥多尔一通，为了谢绝他星期天的邀请，只好陪他去亚瑟家；于是，又跟亚瑟去看水彩画展；再到阿贝尔蒂娜家和朱莉家投了名片。我已精疲力竭，回来一看，您跟我一样累，接待了阿德莉娜、玛尔特、雅娜和索菲姬。现在一到晚上，我就回顾一天的所作所为，感到一天光阴蹉跎过去，只留下一片空白，真想抓回来，再一小时一小时重新度过，心里愁苦得几欲落泪。”
　　然而，我却说不出我所理解的生活是什么，说不出我喜欢天地宽些、空气新鲜的生活，喜欢少受别人限制、少为别人操心的生活，其秘密是不是单单在于我的拘束之感；我觉得这一秘密奇妙难解，心想好比死而复活之人的秘密，因为我在其他人中间成了陌生人，仿佛是从阴曹地府里回来的人。起初，我的心情痛苦而惶惑，然而不久，又产生一种崭新的意识。老实说，在我的受到广泛称誉的研究成果发表的时候，我没有丝毫得意的感觉。现在看来，那恐怕是骄傲心理吧？也许是吧，不过至少没有搀杂一丝的虚荣心。那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把我同世人分开、区别开的东西，至关重要；除我而外，任何人没有讲也讲不出来的东西，正是我要讲的。
　　不久我就登台授课了。我受讲题的激发，在第一课中倾注了全部簇新的热情。我谈起发展到绝顶的拉丁文明，描述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艺术，说这种文化宛如分泌过程，开头显示了多血质和过分旺盛的精力，继而便凝固，僵化，阻止思想同大自然的任何珠联壁合的接触，以表面的持久的生机掩盖生命力的衰退，形成一个套子，思想禁锢在里面就要松弛，很快萎缩，以致衰竭了。最后，我彻底阐明自己的观点，断言这种文化产生于生活，又扼杀生活。
　　历史学家指责我的推断概括失之仓促，还有的人讥弹我的方法；而那些赞扬我的人，又恰恰是最不理解我的人。
　　我是讲完课出来，同梅纳尔克头一次重新见面的。我同他向来交往不多；在我结婚前不久，他又出门了；他去进行这类考查研究，往往要和我们睽隔一年多。从前我不大喜欢他；他好像挺傲气，对我的生活也不感兴趣。这次见他来听我的第一讲，我不禁感到十分意外。他那放肆的神态，我乍一见敬而远之，但是挺喜欢；他冲我微笑的样子，我也感得善气迎人、十分难得。当时有一场荒唐而可耻的官司闹得满城风雨，报纸乘便大肆低毁他，那些被他的恃才做物、目无下尘的态度刺伤了的人，也都纷纷借机报复；而令他们大为恼火的是，他好像不为所动，处之泰然。
　　“何苦呢，就让他们有道理好了，既然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以此安慰自己。”他就是这样回答别人的谩骂。
　　然而，“上流社会”却义愤填膺，那些所谓“互相敬重”的人认为必须以蔑视回敬，把他视同路人。这又是一层原因：我受到一种秘密力量的吸引，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前去，同他友好地拥抱。
　　看到我在同什么人说话，最后几个不知趣的人也退走了，只剩下我和梅纳尔克。
　　刚才受到情绪激烈的批评和无关痛痒的恭维，现在只听他对我的讲课评论几句，我的心情就宁帖了。
　　“您把原先珍视的东西付之一炬，”他说道，“这很好。只是您这一步走晚了点儿，不过，火力也因而更加猛烈。我还不清楚是否抓住了您的要领；您这人真令我惊讶。我不好同人聊天，但是希望跟您谈谈。今天晚上赏光，同我一起吃饭吧。”
　　“亲爱的梅纳尔克，”我答道，“您好像忘记我有了家室。”
　　“哦，真的，”他又说道，“看到您敢于上前跟我搭话，态度那么热情坦率，我还以为您自由得多呢。”
　　我怕伤了他的面子，更怕自己显得软弱，便对他说，我晚饭后去找他。
　　梅纳尔克到巴黎总是暂时客居，在旅馆下榻；即便如此，他也让人整理出好几个房间，安排成一套房子的规模。他有几个仆人侍候，单独吃饭，单独生活。他嫌墙壁和家具俗气丑陋，就把他从尼泊尔带回来的几块布挂上去；他说等布挂脏了好赠送给哪家博物馆。我过分急于见他，进门时见他还在吃饭，便连声叨扰。
　　“不过，我还不想就此结束，想必您会容我把饭吃完。您若是到这儿吃晚饭，我就会请您喝希拉兹酒，这是哈菲兹①歌颂过的佳酿；可是现在太迟了，这种酒宜于空腹喝。您至少喝点别的酒吧？”
　　①哈菲兹（1320—1389），波斯最著名的抒情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