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把面具从手上猛拉下来，塞进口袋里。他听见下雨似的滴答声，诺曼低头寻找那个声音。波尔左脚上的旅游鞋不再是白色，已经完全变红了。血在她的脚旁聚积起来，又向门边流去，形成一道长长的血迹。她的手仍在颤抖，诺曼觉得那双手看上去就像是一对小鸟。
　　诺曼往前走了几步，这才发现波尔几乎被钉在了门上。门后有一个衣钩。她挣脱他往前冲时，一头碰到了衣钩上，衣钩戳进了她的左眼。
　　“哦，波尔，你这该死的蠢货。”诺曼说，他感到既愤怒又沮丧。他盯着公牛愚蠢地张开的嘴，听见它不断地在说着“哎呀”，就像华纳兄弟公司卡通片中的某个角色。
　　他把波尔从衣钩上拉出来，这动作弄出了一阵吓人的动静。她那只未被损伤的眼睛带着无声的恐惧注视着他。诺曼觉得比原先更蓝了。
　　她张开嘴巴凄厉地尖叫了起来，诺曼丝毫没有料到她会这样大声喊叫，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抓住她的脸颊，巨大的手掌在她那线条精致的下巴底下只一扭，便发出了尖锐的断裂声——就像脚踩上杉木板时发出的声响。她倒在他的手臂上。她死了，她所知道的有关罗丝的一切都随着她的死而不复存在了。
　　“哦，你这傻女孩儿，”诺曼喘着气，“竟然把自己钉在那该死的衣钩上，瞧你有多愚蠢！”
　　他用胳膊摇晃着她。她的脑袋像没有骨头似的软弱无力地搭拉着，来回晃了几下，她的白制服浸泡在血泊中，就像围着一个湿透了的红色围裙。他把波尔抱回到床罩那里放下来。她两腿分开躺在地上。
　　“你这肮脏的婊子，”诺曼说，“即使死了也别想逃脱，你说对吗？”他跨过她的双腿。她的一只胳膊从膝盖上掉下来，落在了床罩上。他看见她的手腕上有一个编结的紫色手镯——看上去很像是用短短几截电话线扭在一起做成的，手镯上挂着一把钥匙。
　　诺曼看了这玩意儿一眼，然后转身向房间另一头一只带锁的衣柜那里走去。
　　你不能去那儿，诺曼，他的父亲在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只要你走近位于杜汉大街附近的那个地方，那你就是个傻瓜。
　　诺曼笑了。如果你去那儿你就是个傻瓜。这话想想都觉得可笑。此外，如果不去那里还能去哪里呢？除了那个地方，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一试呢？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身后所有的退路都被毁掉了。
　　“时间搞乱了。”诺曼·丹尼尔斯念叨着，从波尔的手腕上揪掉了那只挂有钥匙的手镯。他径直走到衣柜前，用牙齿咬住手镯，留出足够的长度，以便将公牛面具固定在手背上。然后他举起费迪南德。让它浏览一遍衣柜上的标签。
　　费迪南德说：“就是这个。”用它那只橡胶脑袋轻轻点了点标着“波尔·哈沃弗特”的衣柜。衣柜上的锁被打开了，里面有一条牛仔裤，一件体恤衫，一件运动胸衣，一只浴袋，还有一只波尔的皮包。诺曼把皮包举到一只洗衣篮上，将里面的东西倒入篮子里铺着的一条毛巾上。他举着费迪南德，让他巡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手里就像举着一只奇怪的间谍卫星。
　　“就在这里，大男孩儿。”费迪南德低语着。
　　诺曼从化妆品、面巾纸和纸张中抽出一张薄薄的灰色塑料卡片，它肯定能够打开她们那个机构的大门。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挑出了这样东西后，正准备走开——
　　“等一下。”公牛先生低语着说，这声音传进了诺曼的耳朵，用花环装饰的犄角在上下晃动着。
　　诺曼点了点头。他再一次从满是汗水的手上扯下了面具，放进衣兜里，然后又向波尔皮包里倒出的那堆东西弯下腰去。这一次他检查得非常仔细，就像在“作案现场”进行侦察时一样。区别只是在于，他现在只能用手指头做这件事了，而不能像通常在作案现场那样使用钢笔或铅笔的笔尖。
　　现在指纹绝对不是个问题。他想到这一点不由得笑了。不会再是个问题了。
　　他把她的钱包拿到一边，从那堆东西里面又挑出了一本印有“通讯录”字样的小红本。他在“口’字头下寻找姐妹之家，没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又往前翻了几页，在波尔随手画下的一些眼睛和蝴蝶结周围写着大量的数字，看起来全都像电话号码。
　　他翻到最后一页，这里也同样，有着更多的电话号码。眼睛、蝴蝶结……在最中间，整齐地画着一个方框，在方框的两边各注着一个星号。
　　“哦，伙计，”他说，“拿上你的卡片，带上你的人。我想咱们要成功了，对吗，波尔？”
　　诺曼把最后一页纸从波尔的小册子上撕下来，塞到上衣前兜，踮着脚尖走到门口。他听了听，外面没有人。他长出了一口气，摸了摸装进兜里的那张卡片：正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的思维又跳入了另一个空间，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一切事物都不复存在了。
　　4
　　黑尔和格斯塔森带领着罗西和格特来到了很像是一排对话室的一个房间里，这里的家具已经十分陈旧，但看上去很舒服，而且里面没有专供侦探们使用的办公桌。他们坐在一张褪色的绿沙发上，它位于饮水器和咖啡机之间。咖啡机上没有贴吸毒者或者爱滋病人凄惨的图片，而是贴着瑞士旅游广告。侦探们既冷静又极富同情心，谈话是低调而又充满尊重的。但是，无论他们的态度或者周围非公事公办的气氛都不能对罗西有所帮助。她仍然怒火中烧，比她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感到愤怒，但是她也有些害怕，毕竟是在这种地方。
　　在讯问进行的过程中，有好几次她几乎要失去控制了，每当这时，她就将目光投向房间外面，寻找站在写有“警察公务，非公莫入”的横栏外面耐心等待的比尔。
　　她知道自己应该走到他身边，告诉他不要再继续等下去了——他可以先回家，明天再给她打个电话。但她就是做不到。她需要他在那儿等候，就像侦探们驱车带她们来的路上他始终骑在“哈利”车上紧紧相随一样；她需要他，就像一个想象力过于丰富的孩子在午夜醒来的时候需要灯光一样。
　　问题在于，她的头脑中在不断地转着疯狂的念头。她知道这些念头是疯狂的，可就是克制不住地要去想。只有当她简单地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这些念头才会消失，然后它们又回来了。她仿佛看见他们将诺曼带到了地下室，把他藏在了那里。一定是这样的，执法机构就像个大家庭，警察们都是兄弟，无论是为了什么原因，他们也不会允许警察的老婆出走，去过自己的生活。诺曼一定是被安全地隐藏在一间很小的地下室里，在那儿即使你喊破了嗓子，也不会有人听到。那个地方有潮湿的水泥墙，有一只光秃秃的灯泡从入口处用绳索吊了下去。当这场毫无意义的讯问结束以后，这些侦探就会把她带到他那里，带她去见诺曼。
　　你疯了。她抬起头，看到比尔站在低低的横栏外面注视着她，等待她被问讯完毕之后用哈利车带她回家，想到此，她便明白这些想法太疯狂了，但是她无法制止自己这样想。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讯问着，一会儿由格斯塔森发问，一会儿又轮到黑尔，这时罗西还没有意识到这两个人一个在扮演好警察，另一个扮演坏警察。她希望这些侦探赶快结束这场无休止的问话，让她们离开。也许只有当她走出这里以后，这些介于强制和恐吓之间的令人心力交瘁的问题所产生的挫折感才会减弱一些。
　　“肯肖女士，请你再说一遍，为什么正巧你的钱包里有张丹尼尔斯先生的照片？”格斯塔森说，他面前放着刚刚完成了一半的报告。他可怕地皱着眉头，在罗西看来，他更像是一个孩子在参加一场期末考试，考卷上的题目他从来没有学过。
　　“我已经跟你说过两遍了。”格特说。
　　“这是最后一遍。”黑尔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