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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早上，大约十一点半钟。罗西喝了一口水，在嘴里含了一会儿，徐徐地咽了下去。她接着又拿起了台词。
　　“她无论如何都会来的；这一次不是他的耳朵在捉弄他。彼得森能听见走廊上传来的高跟鞋不断敲击地面的声音，他能够想象到她在打开的皮包里面翻来覆去地寻找着那把钥匙，担心后面会有魔鬼追过来，更害怕早已在房间里等候多时的幽灵。他确定小刀仍在手里后，便把尼龙长发套在了头上。当她的钥匙开始在锁孔中发出声响时，彼得森举起了刀子——”
　　“停！停！停！”话筒中传来了罗达不耐烦的喊声。
　　罗西抬起头来，透过玻璃墙看着她说：她一点也不喜欢科特·汉密尔顿将耳机套在锁骨上，坐在控制台前注视着她的那副样子，但是使她惊讶的是罗达居然置墙上那张“不得吸烟”的警告于不顾，正在控制室里吸着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这个早晨好像罗达一切都不顺心，而且出问题的不止是她一个人。
　　“罗达，我有什么地方错了吗？”
　　“你是从哪儿冒出‘把尼龙长发套在头上’这句话的？”罗达在控制板上的一只聚苯乙烯泡沫杯中弹掉了烟灰。
　　开始罗西一点儿也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她将最后两句台词在心底默默地重复了一遍，突然恍然大悟地呻吟了一声：“我的天，罗达，应该是尼龙长袜，真是太抱歉了。”
　　科特又将耳机塞进了耳朵，同时按下了一个按键。“谋杀未来，准备录第七十三次……”
　　罗达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对他说了些什么，罗西感到胃里好像灌满了冰水。“不用费心了。”她透过玻璃看到罗西一副受挫的样子，便冲她笑了笑，那是一个苍白但又快乐的笑容。“罗西，一切正常，今天提前半小时吃午餐，你可以出来了。”
　　由于站得太急，罗西的左腿不小心碰到了桌角，差点打翻桌上的矿泉水。她匆匆走出了录音棚。
　　罗达和科特站在外面的房间里，罗西几乎可以断定，不，她完全可以肯定他们在谈论她。
　　罗西，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你大概就该去看病了。理智又以尖锐的声音叫了起来。罗西从来听不进去它的劝告，这一次却十分认真地接受了。
　　“我还能干得更好一些。”她告诉罗达，“我说到做到，对上帝发誓，今天下午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这是真的吗？活见鬼，她一点也不知道，她整个早上都在努力，和录制《章鱼》时一样，她想把自己完全埋没在《谋杀未来》之中，可是一切努力几乎都白费了。从昨天晚上开始，她进入了阿尔玛·圣乔治的世界，这是个被精神病患者彼得森所爱慕和追求的女医生。她突然被一大堆混乱不堪的声音拖了出来：首先是安娜在电话里告诉她，她的前夫，即送她来姐妹之家的那个人被谋杀了；接着比尔又迷惑不解地问她出了什么事；最后也是最糟糕的，就是她自己对比尔说的那些话，要他远远地离开她。
　　科特拍了拍她的肩膀。“今天你的声音可不怎么样。”他说，“这就好像做发型做砸了一样，或者比这更糟一些。录音公司经常有这类事情发生。对吗，罗达？”
　　“当然。”罗达回答的时候，眼睛一直没有从罗西脸上挪开过。罗西非常清楚罗达在看什么。昨天晚上她只睡了两三个小时，而且她也没有使用那些能使自己看上去精力旺盛的化妆品，以遮盖睡眠不足留下的痕迹。
　　而且即使我想用那些东西修饰自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上高中时她曾经上过一些有关化妆的基础课，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在一生中最不需要化妆的年龄里学习化妆。自从嫁给诺曼以后，她只用过一点粉和一两支最接近自然色的口红。诺曼曾经告诉她说，如果我是个经不起诱惑的人，我早就跟别人结婚了。
　　她想，罗达可能正在仔细地研究着她的眼睛：熬红的眼睑，充血的眼白，以及黑色的眼圈。昨天夜里关灯以后，她绝望地躺在黑暗中痛哭了一个多小时，眼泪哭干了，但是始终没有睡着。她努力不去想，却仍然禁不住要想。当黑夜渐渐消失时，她头脑里得出了一个真正可怕的结论：给比尔打电话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她最需要他的安慰和保护时，绝对不该拒他于千里之外。
　　保护？她想。哦，小男孩儿，这真可笑。我知道你喜欢他，宝贝儿，这并没有什么错，但还是面对现实吧：诺曼会拿他当午餐的。
　　她无法确定诺曼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安娜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说，彼得·斯洛维克赞助了好几项事业，并不是每一项都为人所知。也有可能是别的事情使他陷入了困境……以至于惨遭杀害。
　　除非罗西的心灵对这件事毫无知觉。但是她已经感觉到了，这是诺曼干的。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个声音继续在她耳边悄声低语着。她的心灵知道吗？是不是深藏在她内心的恐惧利用了安娜的电话，趁她和比尔的友谊还没有更进一步发展时迫使她放弃？
　　她不知道。但是不再和他见面的想法使她感到痛苦，也使她害怕，好像一件设备失去了一样最重要的零件。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对另一个人产生这样强烈的依赖感，但是为什么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他，她就惊慌不安，就有生命即将枯竭的感觉？这又该怎样解释？
　　当她终于睡着以后，又梦见骑在他的摩托车后面，穿着罗丝·麦德那种玫瑰红短裙，两腿夹住他的臀部。刚睡着不久闹钟就响了，她呼吸困难，浑身滚烫，看上去好像在发高烧。
　　“罗西，你没事吧？”罗达问她。
　　“没什么，只不过……”她扫了一眼科特，又回过头来看着罗达。她耸耸肩膀，嘴角往两边撇了撇，无可奈何地笑了。“你瞧，这是我一个月中最难熬的日子。”
　　“哦，”罗达露出没有被说服的样子，“好吧，咱们去找一家咖啡店或者小饭馆，把各自的烦恼埋没在金枪鱼沙拉和草莓奶昔之中。”
　　“说得好，”科特说，“我请客。”
　　这一次罗西心悦诚服地笑了起来，不过她仍旧摇了摇头。“我不去了。我只想一个人散一会儿步，让风吹掉一脸的灰尘。”
　　“如果你不吃饭，不等到下班就得晕倒。”罗达说。
　　“那我就要一份沙拉。我保证。”
　　罗西已经开始往千疮百孔的旧电梯间走去。“别点多了，我怕万一打饱嗝会破坏了大家的好胃口。”
　　“今天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罗达说，“咱们十二点一刻开始，怎么样？”
　　“行。”她说。直到电梯从四层摇摇晃晃地开到一层，在大堂停下来时，罗达的最后一句话还在她头脑中回响：今天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今天下午还是录不好怎么办？如果今天从七十三到八十到一百到不知道多少遍，她该怎么办？如果她明天去见利弗茨先生，他给她的不是合同而是一张解雇通知，那时又该怎么办？
　　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冲动，那是对诺曼的刻骨仇恨。这感觉就像一件枯燥而沉重的物体，类似于一把因为生锈而变得迟钝的短柄斧子向她两只眼睛中间沉重地砍了过来。即使诺曼没有杀害斯洛维克先生，即使诺曼仍然远在家乡的另一个时区里，他依然在追寻着她的踪迹，就像彼得森追踪可怜的、吓破了胆的阿尔玛·圣·乔治那样，在她的头脑里追寻着她的踪迹。
　　电梯门打开了。罗西向大堂走去。一个站在大楼示意图前的男人转过身，面对着她。他的脸上充满了希望和不安，那种表情使他看上去显得更加年轻。他几乎就是个英俊少年。
　　“嗨，罗西。”比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