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看在上帝份上，我并不是在搞推销。不过是你看上去缺钱花。毕竟，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你会在对照组里。注射点水就能得二百美元。记着还不是自来水；是蒸馏水。”
　　“你能搞定这件事？”
　　“瓦里斯的一个研究生助手是我女朋友。“昆说，“他们可能会有五十个报名的，其中许多都是马屁精，想从疯大夫那里得点好处。”
　　“我真希望你别再这么叫他。”
　　“那么叫他瓦里斯好啦。”昆西说着笑了，“他要看着这些马屁精们一个个被淘汰掉。我女朋友会让你的申请归入”录取’一类的。这之后，伙计，就看你自己的啦。”
　　于是当心理系布告栏中贴出招被试自愿者的通知时，安迪写了申请。交过申请一个星期之后，一个年轻的女研究生助手（就安迪所知是昆西的女朋友）给他打来电话，问了一些问题。安迪告诉她他的父母都已去世；他的血型是O型；以前他从未参加过心理系的试验；眼下他确实是哈里森大学在校的69级本科生（实际上，他的学分要远远超过一个全日制学生所需要的12个）。
　　哦是的，他已超过二十一岁，可以合法地签署任何文件；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的。
　　又过了一周，他通过校内邮件接到一封信。信中通知他已被：录取，并要求他在一张协议书上签字。并在五月六日，将签好的协议书交到贾森·吉尔内大厅，100号房间。
　　所以现在他就坐在这儿。协议书已经交过，撕香烟的瓦里斯也离开了（他看上去确实有点像那部恐怖片里的魔鬼医生）。安迪和其他十一个本科生一样回答着有关自己宗教经历的问题。他得过癫痈吗？否。父亲在他十一岁时死于心脏病突发。母亲在他十六岁时死于一次车祸——一次可怕。痛苦而难忘的经历。他惟一的近亲是他母亲的姐姐——卡箩姨妈，而且年事已高。
　　他依次向下回答着问题，划着否。否。否、只有一道题他答了“是”。你是否骨折或严重扭伤过？在答题的空白处，他草草地写下：十二年前的一次游戏中曾摔折过自己的左脚踝。
　　安迪检查了一遍自己的答案。，他的毕克笔的笔尖轻快地向上推动着。就在这时，有人轻轻地碰了下他的肩膀，一个女孩甜甜的。微微有些沙哑的声音问道：“如果你已经答完了，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笔吗？我的笔没水了。”
　　“当然可以。”他说着转身把笔递给她。一个漂亮的女孩。高个儿。汪褐色头发。极其秀丽的面容。穿一件淡蓝色毛衣和一条短裙。一双漂亮的腿，。光着脚。这就是安迪未来的妻子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
　　安迪把笔递给她，女孩微笑着表示感谢。她的头发用一条白色的宽缎带随意地扎在脑后。当她低下头填表时，屋顶的灯光使她的头发闪耀着红铜色。
　　安迪把表格交给教室前边教授的助手。“谢谢。”她说，就像是个编好了程序的机器人，“70房间，星期六上午九点，请准时。”
　　“暗号是什么？”安迪哑着嗓子低声问道。
　　那助手礼节性地笑了笑。
　　安迪走出演讲厅，穿过走廊朝大门走去（外面的小广场随着夏季的临近已充盈着绿色的勃勃生机，学生们来来往往穿流不息），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钢笔。他几乎想干脆算了，只不过是一支19美分的毕克，但他还要准备参加最后一轮的预考。不过她是个漂亮姑娘，也许值得聊聊天，就像英国人说的那样。他对自己难登大雅之堂的相貌和身材并不存什么幻想，对那姑娘的大概状况（与人定情或是定婚）也不存什么幻想。可是天气不错，他的心情也不错。于是他决定等等。最不济，他还可以再欣赏欣赏那双美腿。
　　三、四分钟过后，她走了出来，胳膊下夹着一本书和几个笔记本。她真的很动人，安迪想，为了这双腿，等一会也是值得的。不仅仅是漂亮，简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啊，你在这儿。”她微笑着说道。
　　“是啊。”安迪·麦克吉说道，“你对这试验怎么想？”
　　“不知道。”她说，”我的朋友说经常有这样的试验——上学期她参加了杰·毕·金斯教授主持的超感知觉试验，挣了五十美元，尽管她几乎答错了所有问题。于是我想——”她耸了耸肩，没有把话说完。红铜色的头发轻捷地甩到了肩膀后。
　　“是的，我也一样。”安迪回答道。他接过自己的笔，“你朋友在心理系？”
　　“是的。”她说，“我男朋友也是。他是瓦里斯博士的学生，所以他不能参加这次试验。兴趣差异或别的什么原因。”
　　男朋友。当然像她这样修长的褐发美人理应有个男朋友。这是人之常情。
　　“那你呢？她问道。
　　“和你一样。有个朋友在心理系。顺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安迪，安迪·麦克吉。”
　　“我叫维奇·汤林逊。我有点紧张，安迪·麦克吉。如果产生不好的幻觉可怎么办？”
　　“听起来药性很温和）再说，即使它是迷幻药……就我所知，实验室中的迷幻药与大街上卖的还是不一样。平稳、柔和，并且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注射。没准他还会给你灌点儿奶油或冰淇淋。：“安迪说着咧嘴笑了。
　　“你了解LSD吗？”她笑着问道，一边的嘴角向上翘起。
　　安迪被她的笑迷住了。
　　“不怎么了解”他承认，“我用过两次——次在两年前，一次是去年。不知怎地，它让我觉得非常舒服。脑子里一片空白一起码觉得是这样。然后，许多很久以来的不愉快似乎都消失了。不过我可不想养成习惯。我不喜欢失去自控的感觉。请你喝杯可乐好吗？”
　　“好的。”她答应了。两人一起朝联合大楼走去。
　　结果他给她买的是两杯可乐，并共度了整个下午。晚上，他们又在当地的小酒吧喝了几杯啤酒。原来，她和男朋友正处于分手的边缘，她还拿不准具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她告诉安迪，她男朋友开始认为两人已差不多算是结婚了；并绝对禁止她参加瓦里斯博士的试验。正是由于他的极力反对，才使她义无返顾地签下了协议书，并决定坚持到底，尽管她现在有点害怕。
　　“那个瓦里斯看上去确实像个疯大夫．”她说着、同时用啤酒杯在桌面上划着圆圈。”
　　你怎么想他撕香烟的怪癖？”
　　维奇咯咯笑了：“古怪的戒烟办法，嗯？”
　　安迪问可不可以在参加试验的那天早晨去接她，维奇欣然答应了。
　　“和一个朋友一起参加试验会使我感觉好些。”她说道，坦诚的篮眼睛注视着他，“你知道，我确实有些害怕。乔治他太——
　　怎么说呢——太冷酷了。
　　为什么？他说了什么？”
　　“正是这点让人伤心。”维奇说、“他不愿对我透露任何详情。
　　只是说他不相信瓦里斯。他说系里没有什么人相信他。但是许多人都报了名，因为他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再说他们知道这没什么危险，因为他会把他们全挑出来淘汰掉。”
　　他伸出手，越过桌子碰了碰她的手。“不管怎么说，也许我们都只不过会被注射点儿蒸馏水。”他说，“别紧张，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
　　但结果却是一切都很糟，一切的一切。
　　奥尔巴尼到了。
　　“先生，奥尔巴尼机场到了。
　　“嗨，先生、我们到了。”
　　一只手摇晃着他。他的头随之在肩膀上晃来晃去．头疼欲裂——天啊，砰砰地阵阵巨痛。
　　“嗨，先生，我们到机场了。”
　　安迪睁开眼，马上又被头顶那盏灯的耀眼白光晃得闭上了。
　　一阵可怕的轰呜声越来越响，在这巨响的撕裂下，安迪全身缩成一团，就像有钢针在他耳中一下下地钉着。一架飞机正在起飞。
　　它正穿过疼痛的血雾向他冲来。啊是的，大夫，现在一切又都回到我这儿来了。
　　“先生？”司机听上去忧心仲忡，“先生，你没事吧？”
　　“我头疼。”他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地方飘来。湮没在飞机发动机的呼啸声中。谢天谢地，发动机声开始渐渐消退了。”现在几点了？”
　　“快半夜十二点了。我实话对你说，到这儿来花了不少时间。
　　如果你打算坐公共汽车回家，现在已没有车了。还用我送你们回家吗？”
　　安迪开始在脑海中搜寻他告诉这司机的故事。不管头疼与否，他应该记住的，这很重要。如果在什么地方他与前面所讲的故事自相矛盾，这司机的脑海中就会产生反弹效应．这效应也许会消失——确实这很可能——但也许不会。他可能会抓住其中一点漏洞、进一步探究；很快事情就会发展到他无法控制的地步，他的所有念头将全部集中在这一点上；此后不久，他就会全面精神崩溃．这样的情况以前出现过。
　　“我的车在停车场。”安迪说，“一切正常。”
　　“噢。”司机松了口气，笑着说，“葛兰不会相信的，你知道。
　　嗨！我实话对——”
　　“她当然会相信的。你是相信的，对不对？” 司机的嘴咧得更大了，“我有这张大票子作证明，先生．谢谢你。
　　“也谢谢你。”安迪说。他尽量表现得很有礼貌。为了恰莉他必须坚持．如果是独自一人的话，很久以前他就会自杀了。一个人不该忍受这样的痛苦。
　　“你肯定没事吗？先生？你看上去脸色惨白。”
　　“我很好，谢谢。”安迪开始摇醒恰莉，“嘿，宝贝儿。”
　　小心地没有叫她的名字。也许这没什么关系，但警觉像呼吸功能一样，自然而然就起作用了，“醒醒，我们到了。”
　　“恰莉嘟哝着，拥身离开他，“来吧，宝贝儿。醒醒，亲爱的。”
　　恰莉的眼睛……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坦诚的蓝眼睛——颤动着睁开了．她坐了起来，擦着自己的脸，“爸爸？我们在哪儿？”
　　“奥尔巴尼：室贝儿。在机场。”他俯身靠近恰莉，悄声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说。”
　　“好的。”恰莉朝司机绽开一张笑脸，司机也朝她笑了。她钻出汽车，安迪跟在她身后，尽量稳住自己的脚步。
　　“再次感谢，伙计。”司机叫道，“嘿、真是个绝妙的主顾。
　　我实话对你说。”
　　安迪握住他伸出的手：“保重。”
　　“我会的。葛兰不会相信我这次的奇遇的。”
　　司机上了车，将车驶离漆成黄色的人行道。又一架飞机正在起飞，引擎隆隆怒吼。安迪觉得自己的头马上就要裂成两半、像个空葫芦似地滚落在人行道上．他踉跄了一下，恰莉用手搂住他的胳膊。
　　“噢，爸爸。”她叫着，声音悠远漂渺。
　　“到里面去。我得坐下来。”
　　他们走进候机厅，一个是穿着红色裤子。绿色短衫的小女孩，一个是长着深色头发、没精打采的大个子男人，一个机场搬运工注视着他们走进候机厅。他想：这真是罪过，一个这样的大男人后半夜还在外面游荡”看上去喝得烂醉，让他的小女孩像只导盲犬一样领着他；几个小时前，她就该上床睡沉了。这样的父母根本就不配有孩子，搬运工愤愤地想着。
　　这两个人穿过由电眼控制的层层大门走进候机厅。搬运工也随即把他们忘到了脑后。直到大约四十分钟后，从那辆停在人行道旁的绿色轿车上下来的两个人开始盘问起他时，他才又记起了这两个人。
　　现在是子夜零点十分。航空集散站的大厅里已有不少人：即将离岗的服务人员；起得太晚。脾气乖戾的孩子们和催促着他们的手忙脚乱的母亲；满脸充满倦容的生意人；穿着大靴子、留着长发。四处游荡的年轻人。有些人肩上背着袋子，还有两个背着装在袋子里的网球拍；扩音器里宣布着飞机的到站和起飞，并播送着广播找人，像梦中听到的有些赶也赶不走的声音。
　　“安迪和恰莉并排坐在桌旁，面前摆着的电视机已经接通。这些电视机外壳已伤痕累累。凹凸不平，并被漆成了黑色。在安迪看来，它们就像是未来派画家笔下邪恶的眼镜蛇。他将自己最后的两个硬币投了进去。这样，人们就不会让他们走开了。恰莉的电视正在重放（新兵），而安迪的电视上是一部令人作呕的电视剧。
　　“爸爸，我非得那么做吗？”这是恰莉第二次问这个问题了 眼泪已在她眼眶里打转。
　　亲爱的，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安迪说，“我们没有钱。我们不能呆在那里。”
　　“那些坏人要来了吗？”她压低声音耳语般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