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过去，把灯举高，下了三级台阶。心里忽然感到一阵恐惧，没法再保持镇静了。
　　“谁在这儿？”他叫道。没有回答。他能看见那张台球桌，那些海报。在远处的屋角处，有一套漆了鲜艳的彩色条纹的曲棍球棒放在架上。
　　他又下了三级台阶。“那儿有人吗？”
　　没有；他能感觉到没有人。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恐惧。
　　他走完余下的几级台阶，把手里的灯高高地举过头顶。对面的墙上映着巨大的影子，像只大猩猩，连做的事情都很像。
　　好像那边的地板上有什么东西？没错，是有点什么。
　　他从电动火车的轨道后面走到窗下，这正是法兰妮进来的那扇窗子。在地板上有一小堆浅褐色的土。哈罗德把灯放在了土的旁边。在它的中间，留有一个运动鞋或是网球鞋的印子，就像指纹一样清楚……那花纹不是饼干形或锯齿形的，而是由一组组的小圆圈和线条构成。他狠盯着这个足印，把它烙在了脑子里，然后把这堆土踢成了一团尘灰，毁去了那个印子。在灯光的映照下，他的脸就像是个蜡像一样。
　　“你会付出代价的！”哈罗德轻声喊道，“不管你是谁，你会付出代价的！你一定得付！一定得付！”
　　他又走上楼梯，把房子整个查看了一遍，寻找着其他闯入的痕迹。但他并没找到。最后他在起居室停了下来，现在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他正想着定是什么人——可能是个孩子——只是出于好奇闯了进来，但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仿佛夜空中亮起一颗照明弹似的，他想起了那个账本。闯入的动机是那么明显，又是那么可怕，他却差一点完全忽略掉它。
　　他奔到壁炉前，掀起那块石头，把账本抓了出来。他第一次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本子是多么的危险。要是有人发现了它，就一切都完了。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难道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法兰妮的日记本吗？
　　账本。脚樱后者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前者已经被发现了呢？当然不是。但怎么能肯定呢？没办法肯定，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
　　他把那块炉石放回原处，带着账本进了卧室，把它放在枕头下面，和那支威森左轮手枪放在了一起，心想着应该烧了它，却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这么做。那本子里面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东西，也是他基于诚信和亲身亲历写成的唯一的东西。
　　他躺了下来，准备好渡过一个不眠之夜了，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可能用来藏它的地方。放在一块松动的墙板下？放在一个碗柜后面？有没有可能采用那古老的盗窃术里的一招，就把它大胆地放在一个书架上，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书本放在一起，左边来一本《读者文摘精华本》，右边是一本《完全的女人》？不行——那太过大胆了；要是那样他就再也没法安心地离开这所房子了。在银行租一个保险箱怎么样？不，那不行——他要把它留在身边，要能看到它。
　　最后，他真的开始睡意沉沉了，而他的思绪被袭来的睡意释放了，迷迷茫茫、漫无目的地飘游着，像一个缓缓滚动的弹球似的。他想：必须把它藏起来，那件东西……要是法兰妮把她的日记藏得好一点的话……要是我没读到她对我的真实想法……她的伪善……要是她……
　　哈罗德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嘴里轻轻喊了一声，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就那样子坐了很久，过了一会儿他不禁发起抖来。她知道了吗？那会是法兰妮的脚印吗？日记……杂志……账本……
　　最后他又躺了下去，但好长时间睡不着觉。他一直想着法兰妮·戈德史密斯平时是不是总穿一双网球鞋或是运动鞋。要是的话，那鞋底的花纹是什么样的？
　　鞋底的样子，灵魂的样子。当他终于睡着的时候，做了很多噩梦，不止一次地在黑暗里痛苦地叫出声来，就像要赶开一些已经永远侵入了的东西。
　　九点一刻的时候斯图进了家。法兰妮蜷缩着身子躺在双人床上，身穿一件大衬衫——那衣服几乎盖住了膝盖——正读着一本书，书名叫《五十种友好的植物》。他进来的时候她起了身。
　　“你上哪儿去了？我急坏了！”
　　斯图告诉了她哈罗德的计划，说他们去找阿巴盖尔妈妈了，以便至少能看顾着她。但他没提到神牛。他最后一边解着衬衫一边说：“我们本来想带你一起去的，宝贝儿，但是到处找不着你。”
　　“我那会儿在图书馆呢，”她说，看着他脱下衬衫，又把它塞进挂在门后的洗衣网袋里。他的体毛很多，前胸和后背都有，她发现自己正在想的是，在遇到斯图之前，她总是觉得体毛多的人令人反感。她想，是看到他回来的宽慰使她高兴得脑子都有点糊涂了。
　　哈罗德看过她的日记，她现在知道了。她一直非常担心哈罗德可能会密谋骗得斯图孤立无援然后再……嗯，对他做出点什么来。但为什么是现在呢，正是今天，正当她刚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如果哈罗德已经让那睡着的狗躺了那么久，那么设想他根本就不想惊醒那只狗不是更合逻辑一些吗？是否也有可能哈罗德读了她的日记后已经知道对她追求不停是全无用处的？再加上阿巴盖尔妈妈失踪的消息，使她理所当然地预感到恶运当头，但事实是，哈罗德只是读了她的日记，而不是全世界罪行的忏悔。如果她告诉斯图她发现的事，只会使自己看起来很傻，可能还会使他憎恨哈罗德……还可能同时也恨她一开始就这么傻。
　　“根本就没看见她，是吗，斯图？”
　　“对，没有。”
　　“哈罗德看起来怎么样？”
　　斯图一边脱着裤子一边说：“他很痛苦。因为他的主意并没使事情好转而难过。我邀请他来吃晚饭，什么时候愿意来都行。我希望你不介意。你知道，我真的认为自己会喜欢起那个傻瓜的。我在新罕布什尔州遇到你们俩的时候你怎么劝我我可都没法喜欢他。我邀请他是不是错了？”
　　“没有，”她想了一下才说道，“你没错，我也想和哈罗德好好相处。”她心里却在想，我坐在家里想哈罗德可能会要敲掉他脑袋的时候，斯图却在邀请他来吃晚饭。
　　斯图又说：“要是天亮了阿巴盖尔妈妈还没回来的话，我想我会去问哈罗德愿不愿意和我再出去找。”
　　“我也想去，”法兰妮很快地说，“这儿还有些别人也不相信她能靠乌鸦供养着过活。迪克·沃尔曼是一个，拉里·安德伍德也是一个。
　　“太好了，”他说着，也躺到了床上来，“我说，在这衬衫下面你都穿了些什么？”
　　“一个像你这么高大、这么强壮的人没有我的帮助也应该能发现的，”她含蓄地说。
　　当然他最后发现，那下面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的搜索组是在大约早晨8点钟出发的，有6个人——斯图，法兰妮，哈罗德，迪克·沃尔曼，拉里·安德伍德，以及露西·斯旺。到了中午队伍扩大到20人，而到了黄昏的时候（山里也像往常一样，电闪雷鸣地下了一阵暴雨）在博尔德西边这块地方已经有50多人了，他们搜索着一个个灌木丛，淌过一条条溪水，在峡谷里上上下下，用通话器彼此呼来叫去。
　　一种奇怪的无可奈何的恐惧情绪慢慢代替了昨天的平静接受。尽管那种赋予了阿巴盖尔妈妈在这一地区半神地位的理想化的力量十分强大，但还是有大部分的人开始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她的生还问题了：这老妇人很可能已超过了100岁，她已经孤身一人在外面呆了一夜，而现在第二个夜晚又来到了。
　　那个带着12个人从路易斯安那的乡下跋涉到博尔德的家伙倒是把这事概括得很精辟。他和同伴是前一天的中午来的。当得知阿巴盖尔妈妈出走的消息时，这个叫诺曼·克罗格的人把棒球帽摔在地上说：“我真他妈的倒霉……你们都派了谁去找她？”
　　查理·英彭宁，或多或少已成为自由之邦这地方居民的恶运预言家了（有关9月里大雪的那个“好”消息就是他传播的）。他现在开始向人们建议道，既然阿巴盖尔妈妈已经撤离这儿了，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征兆，表明他们都应该撤离。毕竟，博尔德是离得太近了。离什么太近？无所谓，你知道离什么太近，而纽约和波士顿都让梅维斯·英彭宁的儿子查理觉得安全得多。但没人听他的。人们太累了，宁愿坐下来等。要是马上要冷了，而这儿没法取暖的话，他们倒是可能会搬走，但在这事发生之前是不会搬的。他们正在休养生息。曾有人礼貌地问英彭宁是否打算自己单独离开。他说，他会留下来等更多的人醒悟过来再走。格兰·贝特曼跟人议论说，查理·英彭宁会成为可怜的摩西的。
　　格兰·贝特曼相信，这地方人的感觉也就是到“无可奈何的恐惧”为止了，因为尽管他们有着种种幻想，尽管他们对于落基山西边可能发生的事情怀着极度的忧虑，但他们毕竟仍然是有理性的人。迷信也像真爱一样，需要时间去培养和表现。当他们因为天已太黑而结束了今晚的搜索以后，他给尼克、斯图、和法兰妮打了个比方：当你建好一个谷仓时，你会在门上挂一个末端朝上的马蹄铁来留住好运，如果有个钉子掉了下来或者那马蹄铁掉了个方向，你也不会因此就把谷仓废弃掉。
　　“可能有一天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后代会因为挂着的马蹄铁放走了运气就把谷仓废弃掉，但那得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就现在而言我们只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和有点失落。但我想那会过去的。要是阿巴盖尔妈妈死了的话——向上帝保证我希望她没有死——那么对于这地方人的精神健康而言，这件事这时候发生可能还算是最好的呢。”
　　尼克写道：“但是她本身就是魔鬼作恶的障碍，是他的对头，是用来保证善恶的天平保持平衡的……”
　　“是的，我知道。”格兰阴郁地说，“我知道。人们不在乎马蹄铁的日子可能真的正在过去了……或者可能已经过去了。相信我，我明白。”
　　法兰妮问道：“格兰，你不是真的认为我们的孙儿们会成为迷信的土人吧？会烧死女巫而且从手指缝里吐痰来测运气？”
　　“将来的事我可不知道，法兰妮，”格兰说，在灯光下他的脸看起来又衰老又疲倦——这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术士的脸。“要不是那天晚上在弗拉格斯塔夫山斯图给我点出来，我甚至都不能正确地认识到阿巴盖尔妈妈对我们这地方的影响。但我确实知道这一点：我们都在这个镇里只是因为两件事。我们可以把这场超级流感归因于人类的愚蠢。不管是我们还是俄国人，还是拉脱维亚人，这么做都没什么关系。那倒空烧杯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真理在于：理性主义的终结处，定是无数的坟墓。物理定律，生物定律，数学定理，这都是死亡之旅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还是我们。如果没有上尉之旅，还有别的事会导致这场灾难。人们普遍把它归罪于‘科技’，但‘科技’只是树的枝干而不是树根。树根是理性，我把这个词定义为：‘理性就是我们认为对生命的状态总能了解的思想。’这就是死亡之旅。一直都是。所以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超级流感归因于理性。但另一个我们在这里的理由是幻想，而幻想是非理性的。我们保证过在委员会的时候不谈这个简单的事实，但现在不是在委员会。所以我要说，我们都知道的事是真的：我们在这里受了一种无知力量的左右。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也许正开始接受——现在还只是半自觉的，而且因为文化的落后还不断地有倒退——一种不同的存在的定义。这就是那种认为我们对于生命的状态永远也不可能了解的思想。如果理性是死亡之旅的话，那么非理性就最好称之为生命之旅……除非证明并非如此。
　　斯图缓缓地说：“嗯，我也迷信。人们笑话我，但我还是迷信。我知道一个人用一根火柴点两支还是三支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点了三支烟就会让我紧张，而两支就不会。我不在梯子下面走，见到黑猫从面前跑过我也从不在意。但如果活着不懂任何科学……崇拜太阳，可能就……打雷的时候以为有怪物在天上滚保龄球……说真的，我敢说这些中没有任何一点让我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对我来讲像是一种屈从。
　　“但假如这些都是真的呢？”格兰平静地问。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