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哈罗德非常漫不经心地（对他来说是这样）建议我们加大佛罗那的剂量来看看能否打破梦循环，这是他的叫法。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以免被人看出破绽，但实际上我仍打算把发给我的药藏起来，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对腹中“孤独的徘徊者”造成伤害（我希望他是孤独的，我可不敢保证我能受得了双胞胎）。
　　关于佛罗那的建议被采用之后，马克作了一番评论。“你们知道，”他说，“这类的事情真不值得考虑太多，第二，我们似乎都把自己想成了摩西或耶和华，好像能听到上帝打来电话。”
　　“那个黑衣人并不是从天堂打过电话来，”斯图说，“如果是个投币电话的话，它也是从低得多的地方。”
　　“这就是斯图吓唬人的方式。”法兰妮尖声说道。
　　“可那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格兰说。我们都看着他，“噢，”他继续道，“如果你从一个理论角度来看，我们就像天地之间连结着的绳上的一个结，对吧？如果还有任何流感幸存者的话，他们也一定会感觉到我们的。”
　　这让马克笑得直摇头。我没完全弄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也没说什么。
　　“我认为整件事都很可笑，”哈罗德播话道，”你该讲到埃德加悬念和灵魂转世了。”
　　他发错了一个音，我纠正了他，他冲我皱眉头，很典型的哈罗德皱眉方式。他可不是那种感激你能指出他的错误的人，唉！
　　“当一些有悖常理的事情发生时，”格兰说，“最合适的也是最符合内在逻辑的解释就是神学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心灵感应总是和宗教相联系，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治愈了不少信徒。”
　　哈罗德开始小声反对，但格兰继续着。
　　“我个人内在的感觉是心灵感应……心灵感应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很少注意到它。很多人排斥这种感应，所以它不常引起人们的注意。”
　　“为什么？”我问
　　“因为这是一个消极因素，法兰妮。你们读过卡姆·斯汤顿关于1958年火车飞机事故研究？最初登在社会学杂志上，后来被新闻杂志到处转载。”
　　我们都摇摇头。
　　“你们应该看看的，”他说，“卡姆·斯汤顿是被我20年前的学生称作“真正聪明绝顶”的人物——他是一个临床社会学家，热衷于研究超自然的事物。他在深入第一手研究之前就写了许多关于现实和超自然相联系的文章。
　　哈罗德对此嗤之以鼻。但斯图和马克却带着微笑倾听，我想我也是。
　　“那就告诉我们有关飞机和火车的事吧。”佩瑞说。
　　“好的。卡姆·斯汤顿收集了从1925年起关于50多架飞机失事的资料和从1900年起200多起火车事故的资料。他将所有这些资料都输入到一台微机中。作为基础，他将三个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乘坐在这些失事的交通工具中的人；死亡者；交通工具的载客量。”
　　“看不出来他想证明什么。”斯图说。
　　“等着，他接着又输了第二批数据——这次是没有出事的数量和前一批相等的飞机和火车。”
　　马克点点头，“一个主导群体和一个实验群体，看上去很严密。”
　　“他得出的事实很简单，但这一事实的内涵却很惊人。在研究了整整16张数据表格之后才得出了如此简单的事实，倒真不是件很光彩的事。”
　　“什么事实？”我问。
　　“坐满了人的飞机和火车极少出事。”格兰说。
　　“简直是胡说八道。”哈罗德大叫。
　　“完全不是，”格兰平静地说道，“这就是斯汤顿理论，计算机也帮他证实了这一点。在飞机或火车事故中，这些交通工具的载客量是61%，在没出事的飞机或火车中，载客量约为76%。根据微机数据，大概有15%的差别，这种明显差别的意义是重大的。斯汤顿指出，从数据角度来看，3%的差别就值得引起注意，他是对的。这个差别都有得克萨斯那么大了。斯汤顿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知道飞机和火车将要出事……他们毫无意识地预感到将来。”
　　“萨莉大婶在61号班机从芝加哥飞往圣地亚哥之前患上了严重的胃痛。当这趟班机坠毁在内华达沙漠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嗨，萨莉大婶，肚子痛可真救了你的命。但直到卡姆·斯汤顿调查这次事故之前，没人意识到那趟班机竟然有30个人事先都患上了肚子痛或头痛，或腿上出了点什么毛病，总之，身体在告诉人们的大脑，有什么事会不太正常。”
　　“我真不敢相信。”哈罗德说着痛苦地摇摇头。
　　“你们知道，”格兰继续说，“在第一次读到卡姆·斯汤顿文章之后约一周，一架大型客机在洛根机场失事，机上的人全都当场死亡。我在事后访问了洛根机场的大型客机办公室。我告诉他们我是曼彻斯特联合领导报的记者，这当然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说我们在作一项关于失事飞机的调查，问他们能不能告诉我，那架飞机有多少乘客因故没有乘坐。那人看上去吃了一惊，因为他说机组人员也曾谈论过这事。没来的乘客是16人。我问他，从丹佛到波士顿的747飞机缺席乘客的平均数是多少，他回答说是3个。”
　　“3个！”佩瑞惊叹了一声。
　　“对。那人还提到，那趟班机起飞前有15个人取消了订票，平均数字却是8。所以，报纸上讲的洛根空难，94人丧生真应该改成洛根空难，31人幸免。”
　　接下来，我们围绕心灵感应谈了很多，远离了我们“梦”的主题，也忘了讨论它究竟是不是上帝的预示。重新提到这事儿的是斯图，他问（在哈罗德满脸厌恶地走开了之后）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有心灵感应的话，为什么当一个所爱的人死去或我们的家园被狂风卷走时我们不知道呢？”
　　“的确有这样的事，”格兰说，“但我得说，它们可不太常见，也不太容易借助微机进行验证。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有一个理论……”
　　（他总是有那么多理论吗？）
　　“……这个理论和进化论有关。你们知道，人类，或人类祖先以前有尾巴，而且浑身都长满了毛，感官也比现在灵敏得多。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了呢？快，斯图，这可是你抢先他人一步的机会。”
　　“原因嘛，我想和人们现在骑摩托时不用再带风镜和穿风衣一样，有时你会觉得有些东西跟不上你进步的速度，也就是说，你再也不需要它。”
　　“一点没错。除非有实际意义，带着心灵感应这种功能又有什么作用呢？你在办公室工作得好好的，突然感到，你妻子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死于车祸又有什么好处呢？迟早有人会电话通知你，对吧？即使我们以前有这项功能，它在很久以前也已萎缩退化了。它和我们的尾巴和皮毛一样。”
　　“这些梦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他继续道，“它们总是预示着将来的某种斗争。我们总是梦见一些关于一个正义主角和他对手的阴暗画面，或与此相反。这情形就像看着一架计划要乘坐的飞机……然后突然肚子开始痛。也许，我们真具有预测未来的本事，一种无拘无束的第四维空间，一种在事发之前供选择的机会。”
　　“但我们不知道那些梦的含义。”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