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上帝没有回答。只有晨风轻敲着窗框，窗框早已松动，吱吱作响，需要用油灰重粘。最后，她起身下床，将老火炉里的炭火拨旺，放上咖啡。
　　接下来的几天，她还要做很多事情，因为她有客人要来。无论做不做梦，无论累或者不累，她从来都没怠慢过客人，现在也不打算开始怠慢。但她必须慢慢地做每一件事情。否则她会忘记很多事——她这些天老是健忘——经常将物品放错了地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艾迪·理查森的养鸡场，路程不短，大概有4至5英里。她发现自己在幻想着上帝是否会派一只鹰驮她飞过这4英里地，或让伊利亚那飞快的马车捎她一程。
　　“真是对神的不敬呀！”她洋洋自得地说，“上帝赐予我力量，不是出租汽车。”
　　她刷完了为数不多的几只碟子，穿上一双厚重的鞋，拿起拐杖。即使到了现在她也很少用拐杖，但今天她得拿上它。去4英里，回来4英里。16岁的时候她可以一路飞奔过去，然后蹦蹦跳跳地返回，但现在16岁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了。
　　她在早晨11点出发，希望正午之前赶到理查森农场，好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能睡上一觉。接近傍晚的时候把鸡杀了，黄昏时返回。天黑了才能到家，让她不由想起前天夜里作的那个梦。但那个男人离她还很远，相比来说，她的客人要近多了。
　　她走得很慢，甚至比想象得还慢，因为早上8点半太阳光已经很强了。她没有流多少汗——身上已没有多少肌肉能分泌出汗液了——但走到古德尔家的邮箱时，她不得不停下来歇会。她在他们家的胡椒树下坐下来，嚼了几只无花果。看不见有鹰或出租车过来。她为自己的这个想法笑出了声，站起来，捋平身上的褶皱，继续赶路。仍然没有出租车。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己成就自己的人。她浑身的关节又一次紧张起来。今晚将有一个音乐会。
　　行进过程中，她越来越弯向那支拐杖，手腕开始吃不住劲了。镶着黄边的劳动靴在尘土中颤悠着前行。太阳直射到她身上，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影子越来越短。她在这个早晨见到的动物比她20岁以来见到的所有动物还要多：狐狸、浣熊、豪猪、食鱼貂……到处都有乌鸦，啼叫着在空中盘旋。如果她听见斯图·雷德曼和格伦·巴特曼讨论变幻莫测的流感——对他们来说甚少是这样——夺走一些动物的生命而让另一些幸存下来，她一定会发笑。那场流感杀死了家禽，却留下了野生动物，就这么简单。少数家禽幸存下来，但总的说来，灾难带走了人和人类最好的朋友。它带走了狗，却留下了狼，因为狼是野生而狗不是。
　　一种烧灼般的疼痛慢慢渗入到臀部、膝盖、脚踝和拄着拐杖的手腕。她边走边和心中的上帝交谈，时而安静，时而大声，并没有意识到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她又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之中。1902年是不错的一年。从那以后，时间似乎加速飞逝，大叠大叠的日历一天天翻过，从来不曾停下……肉体的生命是这样转瞬即逝，为什么肉体还会对生存感到如此疲倦呢？
　　她和戴维·特罗特生了5个孩子；梅拜尔是其中的一个，她在老宅后院里被一块苹果噎死了。那时阿比正在晾衣服，她转身看见婴孩仰面躺着，手掐着脖子，脸已发青。她终于将苹果抠了出来，小梅拜尔已经手脚冰凉，全身僵直。她生下的唯一一个女孩就这样死去了，这也是她众多孩子中死于意外事故的唯一一个。
　　现在，她坐在瑙格尔家院子里的榆木树下，在路前方约200码处，她可以看见土路和柏油马路交汇在一起——交汇的地方也就是弗里曼特尔路变为德克路的地方。白天的热量使柏油路闪烁着微光，地平线上则如水银般光亮，又像梦中的水面，波光粼粼。在炎热的白天，在肉眼可以看到的最远处，你总可以看见这种如同水银的光芒，但你却永远无法走近它。甚少她是不曾走近过。
　　戴维在1913年死于一场流行性感冒，那场流行病和后来这次没什么区别，也是使无数人丧生。1916年，她34岁那年，嫁给了亨利·哈德斯蒂，一位从威尔郡来到北部的黑人农场主。亨利是一个带着7个孩子的鳏夫。7个孩子中的5个相继长大成人离家远去。他比阿巴盖尔大7岁，和她生了两个男孩。1925年仲夏他驾驶的拖拉机翻车，他在这场事故中丧生。一年之后，她嫁给了纳特·布罗科，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人们总是喜欢议论，有时这好像就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切。纳特曾是亨利·哈德斯蒂的雇工，对她来说，他无愧是个好丈夫。也许不如戴维和蔼可亲，也一定不如亨利体贴如微，但他的确是个好男人，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按她的意旨办事。当一名主妇开始年复一年地面对无数琐事时，知道自己享有决定权无疑是一件快事。
　　她的6个儿子为她产出32个孙子孙女。这32个孙子孙女又为她制造出91个曾孙曾孙女，在那场流感盛行的时候，她已有了3个曾曾孙。如果不是现在女孩子们用避孕药，她还会有更多的子孙后代。对现在的女孩来说，性似乎成为她们的又一个娱乐常阿巴盖尔妈妈为她们这种现代生活方式感到遗憾，但她从未说过什么。该由上帝来判定她们服避孕药究竟是否有罪（而不是由罗马那个秃头的家伙，阿巴盖尔妈妈一直是卫理公会教徒，她十分庆幸自己没有和天主教徒发生过联系），但阿巴盖尔妈妈知道她们错过了什么：她们错过了站在幽谷边缘时的欣喜，错过了将自己交给自己的男人和上帝时的欣喜，错过了在上帝的注视下重行亚当和夏娃的罪恶时最后的欣喜，而这层罪恶现在才由耶稣的鲜血而使之变得清白圣洁。
　　哦，多好的一天……
　　她想要一杯水，她想躺在家中的摇椅上，她想独自呆着。现在，她能够看见左前方掠过养鸡场屋顶的阳光。最多就1英里了。时间是10点15分，对一个老太太来说，她做得不坏。她将允许自己一觉睡到傍晚天气转凉的时候。这不是罪过。在她这个年纪，这不是罪过。她颤悠着前行。那双厚重的鞋现在已布满了灰尘。
　　想来，她有很多亲戚为她的长寿祝福，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有一些亲戚，像琳达和她那得过且过的推销员丈夫就不屑于来看她，但也有很好的晚辈，像莫利、吉姆、戴维、卡蒂，这足以弥补1000个琳达和她挨家挨户出售一次性炊具、得过且过的推销员丈夫所带来的不快。她的最后一个兄弟，鲁克死于1949年，死的那年大约八十几岁；最后一个孩子，萨穆艾，在1974年——他54岁那年去世。她比所有的孩子都要长寿，这似乎有悖常理，但看起来的确是上帝对她另有安排。
　　1982年，她满100岁，照片登到奥马哈报纸上，他们还派了一名电视记者来采访她。“什么使你长寿？”那个年轻人问，但很快就对她简短甚至有些草率的回答失望了。“上帝。”她答道。他们想听她说她如何服用蜂蜜，或如何不吃熏肉，或睡觉的时候如何将腿抬高。但她根本没做过这些事，她又怎么能撒谎呢？上帝能赐予人类生命，也能随时将它带走。
　　卡蒂和戴维给她买了一台电视，她从新闻上看见自己。她还收到里根总统（那时已不再年轻）的一封信，祝贺她的“长寿”，并感谢她自从有选举权以来一直投共和党的票。就是，她还能选什么人呢？罗斯福和他的一班人马都是“共和党人”。她100岁之后，赫明福德镇永远地取消了她的税金，原因和里根总统祝贺的一样，都是因为她的长寿。她获得了一张证书，证明她是内布拉斯加最老的人，就像从很小的时候就致力于一项事业而最后终于得到了肯定。无论如何，取消税金算是一件好事，而其他的都无外乎是无稽之谈——如果他们不作出取消决定，她也许连仅剩的这一点土地都会失去。大部分土地和房产都已失去；弗里曼特尔家和“保护农业社”的权力在1902年都达到了顶峰，从那以后就开始一蹶不振。现在仅剩下4亩地。其余的或被纳税或被变卖成现金……大部分的变卖都是她的儿子们干的，她羞于启齿。
　　去年，她收到一封来自纽约某个组织的信。那个组织自称为美国老年协会。信里说，她是全美国排名第六的高龄老人，在女士中排名第三。年龄最大的老人是加利福利亚桑吉·罗沙的一位122岁的老头。她让吉姆把这封信放到镜框里，和里根的信并排放在一起。吉姆直到这周五才顾得上把它挂上。想到这儿，她才想起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莫利和吉姆。
　　她终于到了理查森的农场，人已精疲力荆她在离谷仓最近的一棵篱笆上靠了一会儿，以一种渴望的心情注视着这栋房子。里面肯定凉爽宜人。她觉得自己可以睡上一个世纪。但睡之前，她还有一件事要做。许多动物都死于这场疾勃—马、狗、耗子——她必须先弄清楚鸡是否在此之列。如果她走了这一路却只发现几只死鸡，她会哭笑不得。她蹒跚地走向谷仓旁边的鸡圈，听到里面咯咯咯的鸡叫时，她停下了脚步。不一会儿，还传出公鸡的打鸣。“太好了，”她嘟哝着，“真是太好了。”
　　她转身四处看看的时候发现木头上摊着一具尸体，一只手遮着脸。认出是她的妹夫比利·理查森，尸体已经被四处觅食的动物啄得体无完肤。“真可怜，”阿巴盖尔叹息道，“太可怜了。愿你的灵魂能升入天国，比利·理查森。”
　　她转身走向凉爽的房子。房子看起来有好几里远，而事实上它却就在院子的另一边。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那么远，她实在太累了。
　　“愿上帝保佑！”她说着便迈开了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