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阿巴盖尔在“保护农业社”的大厅中演奏了吉它，不是在黑人剧团的演出中，而是在年底的白人精英演出中。她母亲对此坚持反对，她很少当着孩子们的面对丈夫的意见表示反对（除了当孩子们都步入中年而约翰自己也已两鬓染霜时），这事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例外之一。
　　“我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她哭泣道，“你、赛茨还有那个弗兰克·芬纳合伙撺掇了这件事。他们倒是情有可原的，约翰·弗里曼特尔，但你是怎么啦？他们是白人！如果纳特·杰克逊让你参加他的沙龙，你甚至还会去镇上和他们喝上一点儿啤酒。她！我知道你这些年来都做了些什么——不会比这做得更好了。你心里受到强烈的伤害时你脸上仍然可以面带微笑。但这事儿可不一样！这是你自己的女儿！如果她身着白色的礼服加入到他们中间却招来他们的嘲笑，你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像对待打算在黑人剧团演出中演唱的布里克·沙利文那样朝她扔烂西红柿，你又会怎么做？当她带着满身的西红柿汁回到家中问，‘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你为什么容忍他们这么干’时你又如何解释呢？”
　　“好了，丽贝卡”，约翰回答道，“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她和戴维自己决定这事儿吧。”
　　戴维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902年，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成为阿巴盖尔·特罗特。戴维·特罗特是从瓦尔帕莱索来的一个黑人农场工人。他走了近30公里路来向她求婚。一次约翰·弗里曼特尔曾对丽贝卡说，求婚的愿望让戴维变得更加品行端正，行为得体，他每天就像小马驹一样马不停蹄。很多人都嘲笑她的这任丈夫，说“我们可知道在你们家谁掌权当家。”
　　但戴维并不是一个唯令是从的人，他只不过是性格内向善于体贴人而已。当他告诉约翰和丽贝卡·弗里曼特尔，“阿巴盖尔认为对的一切事情，我都觉得是应该做的事情”时，阿巴盖尔对此感激不已，并告诉父母她打算将加入白人演出一事继续下去。
　　于是，1902年12月27日，在新婚3个月之后，她登上了“保护农业社”大厅的舞台。在典礼主持人宣布完她的名字之后，台下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之前，格雷斯·特里翁刚刚表演了一场优雅的法国舞蹈，在一片喧闹的口哨声、欢呼声和男观众以脚踏出来的节拍声中将她那漂亮的足踝和衬裙一展无遗。
　　她站在沉闷的寂静当中，意识到了自己的脸和脖子在崭新的白色礼服的衬托下是如何地愈显其黑。她的心在胸口砰砰直跳。她想，“我忘了每一句词，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语，我向父亲保证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哭泣，但本·康维尔就在那儿站着，当他大叫‘黑鬼’的时候，我想我会哭的。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母亲是对的，我已超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大厅里全是白色的面孔，每一个人都抬眼望着她。每一张椅子上都坐了人，最后面还有两排站票看客。煤油灯灯光摇曳。红色的丝绒帷幕忽地一下拉开，又用金色的丝带固定祝
　　她又想，“我是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特罗特，我演奏得很好，唱得也不错；我知道这些，并不是因为任何人告诉过我。”
　　接下来，她开始面对着如同止水的寂静边弹边唱“破旧的老十字架”。然后是节奏稍微激烈一些的“我是这般地热爱我的上帝”和更为强烈的“相约乔治亚”。人们开始忘形地来回晃动身子，有一些人甚至开始面带微笑地用脚打起拍子。
　　她演唱了一组内战歌曲，“在约翰的归途中”、“走过乔治亚”和“落花生”，（更多的人在听最后一首歌时笑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共和军的退伍老兵，服役期间，没少从地里挖花生吃）。她以一曲“今晚在旧营地宿营”而告终，当最后一丝旋律回响在略带伤感和思索的寂静之中时，她想：现在如果你们想扔西红柿或做其他任何事情，就请尽管干吧。我已尽我的全力弹完唱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余音散尽之时，台下是一片寂静，人们，无论是坐着的还是站在后排的，其思绪都被带到了千里之外，一时还难以回到现实之中。随后，雷鸣般的掌声哗然响起，一阵一阵，轰动而持久。她被突如其来的场面吓红了脸，身体不停地发抖。她看见她的母亲、父亲和戴维。母亲正毫无顾忌地抽泣，戴维则在冲她微笑。
　　她想离开舞台，但台下立即响起一片“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喝彩声。面带微笑，她又弹了一首“挖土豆”。唱这首歌无疑是一次小小的冒险，但阿比想，既然格雷斯·特里翁可以向观众展示她的足踝，那么她也应该可以唱一首稍微不正经一点儿的歌，尽管她是一个已婚的女人。
　　“有人在挖我的土豆
　　他们将它放进了我的箱子，
　　有人在这时过来，
　　看见了我所碰到的麻烦。”
　　还有6段像这样的歌词（有的更不正经一些），她都一一唱完，唱到每段的最后一行时，喝彩声就更越发响亮。事后她曾想，如果说在那个晚上她做了什么错事的话，那就是唱了这首歌，唱了这首他们正想从一个黑人那里听到的歌。
　　结束的时候，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和“再来一个”的喝彩声。她重新上台，在观众静下来之后，说道，“谢谢大家。我希望，如果我再多唱一首歌的话，你们不要认为我是得寸进尺。我特地学了这首歌，但并没有打算在这儿唱。它是我所知道的歌中最好的一首，因为有林肯总统和这个国家从我出生之前为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一切。”
　　台下悄然无声，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她的家人目瞪口呆地坐在左边过道附近，就像一块白手绢上染上了一星点黑莓汁。
　　“因为内战中发生的事，”她平静地继续道，“我们全家才得以来到这里和这么多的好邻居生活在一起”。
　　然后她开始弹唱“星条旗之歌”，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一些人又开始抹眼泪，当她唱完这首歌时，听众的掌声足以掀起大厅的屋顶。这是她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
　　她在午后醒来，坐直了身体，阳光刺得她有些睁不开眼。她是108岁高龄的老妇人。因为睡姿不当，后背阵阵疼痛，她知道，这种疼痛又会持续整整一天。
　　“多好的一天呀，”她说着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她开始扶着摇摇晃晃的楼梯拾级而下，不时因为后背阵阵的疼痛和腿部的刺痛而停下脚步。血液循环再也比不上从前，难道不该这样吗？她一次次提醒自己，在摇椅上睡过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她在摇椅上打盹的时候，旧日的时光会一幕幕再现，这比看一出电视剧要精彩多了，但醒来之后就得为之付出代价。她可以随便怎么责备自己，但她就像喜欢趴在壁炉旁睡觉的狗一样习性难改。一旦坐在阳光下，她就会睡过去，对此毫无办法。
　　她终于走下台阶，停了一会儿让双腿休息休息，然后咳出一口痰吐到地上。当她觉得身体状况恢复正常时（除了后背的疼痛），便慢慢地走向楼房后面的厕所。这厕所是她的孙子维克多在1931年找人修的。她进去，一本正经地关上厕所门并插上插销，仿佛门外不是有几只麻雀而是有一大群人。蹲了一会儿，她开始小便，同时满意地叹了口气。关于年老，还有一个也许大家都没想起来说的情况（或是你从没听说的情况，那就是它让你不再知道应该何时小便。膀胱失去一切感觉，稍微不小心，你就得换裤子。她很爱干净，所以她一天会去六七次厕所，夜晚她也会在床边放上便壶。莫利的吉姆有一次曾说她就像一只狗，没有哪一次路过消防龙头时不会撒上一泡尿。她听后大笑不已，直到眼泪顺着双颊从眼眶里溢出来。莫利的吉姆是芝加哥的一名广告商，业务开展得不错……无论如何，都是过去的事了。她猜想，他现在估计和其他人一道离开了，还有莫利。愿上帝保佑他们的心灵。
　　大约从去年开始，莫利和吉姆就成了来这儿看她的仅剩的两个人。其余的人似乎忘了她还活着，她对此十分理解，因为她已活过了她该活的岁数。她就像一只恐龙，无事可干却仍有一副活着的躯体，正当的位置是该在博物馆（或坟墓中）。她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来看她，但她无法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回来看看这片土地。这块地方上所剩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只是当初大片地产中的一块地而已。但是，它是他们的土地。黑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土地，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开始因为这块土地感到耻辱。他们到城里寻求发展，大多数人像吉姆一样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一想到将脸从这块土地上扭开的黑人们，心里就有无名的痛。莫利和吉姆前年曾打算给她装一个冲水的卫生间。这个提议遭到她的拒绝，他们觉得受到了伤害。她试着向他们解释，但莫利反复说的一席话就是，“阿巴盖尔曾祖母，你106岁了。你认为我会怎么想呢，在知道你在室外仅10度的时候仍要出去上厕所？你难道没想过寒冷的刺激会伤害你的心脏吗？”
　　“当上帝想召我去的时候他就会召我去。”阿巴盖尔平静地说。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在编织。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她没能看见他们相互翻了翻白眼。
　　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放弃的。这似乎又是一件年轻人所无法理解的事情。1982年——她100岁那年，卡蒂和戴维给她买了一台电视，她接受了。独处时，电视是帮着打发时间的好工具。但当克里斯托夫和苏茜来说他们打算帮她装上自来水时，她就像拒绝莫利和吉姆关于洗手间的提议一样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们认为那口井水太浅，如果再有一个像1988年那样的夏天它就会干涸。这话一点没错，但她继续说着“不”。他们认为她已经老糊涂了，她一点一点地衰老，就像地板一层一层地上着油漆，但她自己却认为思维还和以前一样清晰。
　　她慢慢地站起身来，向坑里撒了一些石灰，收拾停当，又步履蹒跚地重新回到阳光下。她总是保持着这厕所的气味芳香，但无论味道如何好闻，它都只不过是一个破旧而阴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