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交情一定很深，因为这样做绝对犯法。”我说，我不敢确定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大部分是真的，只有一点点可以相信，还是全部都不能相信。但那天太阳露脸了，是个暖和的好天气，而这又是个好故事。
　　“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安迪说，“我们打仗时就在一起，去过法国、德国，他是个好朋友。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但他也知道在美国要假造身份很容易，而且也很安全。他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资在彼得·斯蒂芬名下——所有该付的税都付了，因此国税局不会来找麻烦。他把这笔钱拿去投资时，是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到今天，这笔钱已经超过三十七万元了。”
　　我猜我讶异得下巴落到胸口时，一定发出了“砰”的一声，因为他笑了。
　　“想想看，很多人常常惋惜，假如他们在一九五〇年就懂得投资这个那个就好了，而彼得·斯蒂芬正是把钱投资在其中的两三个项目。如果我不是被关在这里，我早就有七八百万的身价了，可以开着劳斯莱斯汽车……说不定还有严重的胃溃疡。”
　　他又抓起一把尘土，优雅地让小砂子在指尖慢慢流过。
　　“怀抱着最好的希望，但预做最坏的打算——如此而已。捏造假名只是为了保存老本，只不过是在飓风来临之前，先把古董字画搬走罢了。但是我从来不曾料想到，这飓风……竟然会吹这么久。”
　　我有好一阵子没说话。我在想，蹲在我身旁这个穿灰色囚衣的瘦小男子，他所拥有的财富恐怕是诺顿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即使加上他贪污来的钱，都还是望尘莫及。
　　“当你说你可以请个律师时，你确实不是在开玩笑，”我最后说，“有这么多钱在手上，你连丹诺Clarence Darrow， 1857 —1938，美国名律师及演说家、作家。这种等级的名律师都请得起。你为什么不请律师为你申冤呢？你很快就可以出狱呀？”
　　他微笑着，以前当他告诉我，他和老婆有美好的前程摆在面前时，脸上也带着那种微笑。“不行。”他说。
　　“如果你有个好律师，就可以把汤米这小子从凯西门弄出来，不管他愿不愿意。”我说，开始得意忘形起来。“你可以要求重新开庭，雇私家侦探去找布拉契，把诺顿扳倒，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因为我被自己的计谋困住了，如果我企图从狱中动用彼得·斯蒂芬的钱，很可能所有的钱都保不住。原本吉米可以帮我的忙，但是他死了，你看出问题出在哪里了吗？”
　　我懂了。尽管这笔钱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安迪所有的钱都是属于另一个人的。如果他所投资的领域景气突然变差，安迪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下跌，每天盯着报上的股票和债券版，我觉得这真是一种折磨人的生活。
　　“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了，雷德。巴克斯登镇有一片很大的牧草地。你知道巴克斯登在哪里吧？”
　　我说我知道，就在斯卡伯勒附近。
　　“没错。牧草地北边有一面石墙，就像弗罗斯特的诗里所描写的石墙一样。石墙底部有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和缅因州的牧草地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一块火山岩玻璃，在一九四七年前，那块玻璃一直都放在我办公桌上当镇纸。我的朋友吉米把它放在石墙下，下面藏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能开启卡斯柯银行波特兰分行的一个保险柜。”
　　“我想你麻烦大了，当你的朋友吉米过世时，税捐处的人一定已经把他所有的保险箱都打开了，当然，和他的遗嘱执行人一起。”
　　安迪微笑着，拍拍我的头。“不错嘛，脑袋瓜里不是只装了浆糊。不过我们早有准备了，我们早就把吉米在我出狱前就过世的可能性都考虑在内。保险箱是用彼得·斯蒂芬的名字租的，吉米的律师每年送一张支票给波特兰的银行付租金。彼得·斯蒂芬就在那个盒子里，等着出来，他的出生证、社会保险卡和驾照都在那里，这张驾照已有六年没换了，因为吉米死了六年，不过只要花五块钱，就可以重新换发，他的股票也在那儿，还有免税的市府公债和每张价值一万元的债券，一共十八张。”
　　我吹了一声口哨。
　　“彼得·斯蒂芬锁在波特兰的银行保险柜中，而安迪·杜佛尼则锁在肖申克监狱的保险柜中，”他说，“真是一报还一报。而打开保险柜和开启新生活的那把钥匙则埋在巴克斯登牧草地的一大块黑玻璃下面。反正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雷德，我再告诉你一些其他事情好了。过去二十年来，我天天看报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巴克斯登有没有任何工程在进行，我总在想，有一天我会看到报上说，那儿要建一座医院、或一条公路、或一个购物中心，那么我的新生活就要永远埋在十英尺的水泥地下，或是随着一堆废土被倒入沼泽中。”
　　我脱口而出说：“天哪，安迪，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怎么有办法不发疯呢？”
　　他微笑道：“到目前为止，西线无战事。”
　　“但可能要好多年——”
　　“是要好多年，但也许没有诺顿认为的那么久，我等不了那么久，我一直想着齐华坦尼荷和我的小旅馆，现在我对生命的要求仅止于此了，雷德，这应该不算非分的要求吧。我根本没有杀格林·昆丁，也没杀我太太。一家小旅馆……不算奢求吧！我可以游游泳、晒晒太阳，睡在一间可以敞开窗子的房间……这不是非分的要求。”
　　他把石头扔了出去。
　　“雷德，你知道，”他漫不经心地说，“在那样的地方……我需要有人知道如何弄到我要的东西。”
　　我沉吟良久，当时我想到的最大困难，居然不是我们不过是在监狱的小运动场上痴人说梦，还有武装警卫居高临下监视着我们。“我没办法，”我说，“我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我已经变成所谓体制化的人了。在这儿，我是那个可以替你弄到东西的人，出去以后，如果你要海报、锤子或什么特别的唱片，只需查工商分类电话簿就可以了。在这里，我就是那他妈的工商分类电话簿，出去了以后，我不知道要从何开始，或如何开始。”
　　“你低估了自己，”他说，“你是个懂得自我教育的人，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我觉得。”
　　“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
　　“我知道，”他说，“但是一纸文凭不见得就可以造就一个人，正如同牢狱生涯也不见得会打垮每一个人。”
　　“到了外面，我会应付不来的，安迪，我很清楚。”
　　他站起来。“你考虑考虑。”他说。就在这时，哨声响起，他走开了，仿佛刚才不过是个自由人在向另一个自由人提供工作机会，在那一刻，我也有种自由的感觉。只有他有办法做到这点，让我暂时忘记我们都是被判无期徒刑的终身犯，命运完全操在严苛的假释委员会和整天唱圣诗的典狱长手中，而典狱长一点都不想放安迪出狱，毕竟安迪是条懂得报税的小狗，养在身边多么有用啊！
　　但晚上回到囚房时，我又感到自己像个犯人了，这整个主意似乎荒诞不经，去想象那一片碧海蓝天和白色沙滩，不仅愚蠢，而且残酷，这念头好像鱼钩一样拖住我的脑子。我就是无法像安迪那样，披上自由的隐形外衣。那晚我睡着后，梦见牧草地中央有一大块光滑的黑玻璃石头，石头的样子好像铁匠的铁砧，我正在摇晃石头，想拿出埋在下面的钥匙，但石头太大了，怎么也动不了。
　　而在身后，我可以听到警犬的吠声越来越近。
　　接下来就该谈谈越狱了。
　　在这个快乐的小家庭中，不时有人尝试越狱。但是在肖申克，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就不要翻墙越狱。监狱的探照灯整晚都四处扫射，好像长长的白手指般，来回照着监狱四周，其中三面是田野，一面是发出恶臭的沼泽地。隔三差五，就会有囚犯企图翻墙越狱，而探照灯总是把他们逮个正着；否则当他们跑到公路上，竖起大拇指希望能搭便车时，也会被发现。如果乡下农夫看到他们走在田野间，也会打电话通报监狱。想翻墙越狱的囚犯是蠢蛋。在这种乡下地方，一个人穿着囚衣形迹鬼祟，就好像婚礼蛋糕上的蟑螂一样醒目。
　　这么多年来，最高明的越狱往往是即兴之作。有的人是躺在一堆床单里混出去的。我刚进来时听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不过狱方逐渐不再让囚犯有机可乘。
　　诺顿的“外役监”计划也制造了一些逃亡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越狱的行动都是临时起意，例如，趁警卫正在卡车旁喝水或几个警卫热烈讨论球赛战况时，把挖蓝莓的工具一扔，就往树丛里跑去。
　　一九六九年，外役监计划的内容是去沙巴塔斯挖马铃薯，那天是十一月三日，工作几乎快做完了。有个名叫亨利·浦格的警卫（他现在已不是我们这个快乐家庭的一员了）坐在马铃薯货车的后挡泥板上吃午餐，把卡宾枪放在膝上，这时候，一头漂亮的雄鹿（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有时这些事情会加油添醋）从雾中缓缓走出来，浦格追过去，想象着战利品摆在家里康乐室的样子，结果他看守的三个囚犯乘机溜走，其中有两个人在另一个镇的弹子房被逮着，另外一个始终没找到。
　　我想最有名的越狱犯是锡德·尼都。他在一九五八年越狱，我猜以后很难有人超越他。由于星期六监狱将举行球赛，因此锡德当时正在球场划界线。三点钟一到，哨声响起，代表警卫要换班了。运动场再过去一点就是停车场，和电动大门恰好位于监狱的两端。三点钟一到，大门开了，来换班的警卫和下班的警卫混在一起，互相拍肩膀，打招呼，比较保龄球赛的战绩，开开玩笑。
　　而锡德推着他的划线机，不动声色地从大门走出去，三英寸宽的白线一路从棒球场的本垒板一直画到公路旁的水沟边，他们后来发现划线机翻倒在那里。别问我他是怎么出去的，他有六英尺二英寸高，穿着囚衣，推着划线机走过去时，还会扬起阵阵白灰，竟然就堂而皇之地从大门走出去了。只能说，大概因为正逢星期五下午，要下班的警卫因为即将下班太过兴奋，而来换班的警卫又因为要来换班而太过沮丧，前者得意地把头抬得高高的，后者则垂头丧气，视线始终没离开过鞋尖……锡德就这么趁隙逃跑了。
　　就我所知，锡德到现在还逍遥法外。多年来，安迪和我还常常拿锡德的逃亡过程来当笑话讲。后来当我们听说了古柏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个自称古柏的人登上了从波特兰到西雅图的客机，威胁要炸掉飞机，向航空公司勒赎二十万美元。他在西雅图机场拿到赎金，于飞机再度起飞后，从高空跳伞逃脱，从此不见踪影，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大谜团。劫机勒赎的事，也就是劫机犯从飞机后舱门跳伞逃走的故事，安迪坚持那个叫古柏的劫机犯真名一定叫锡德·尼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