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狱长在行政大楼有间相当宽敞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连着副典狱长的办公室，那天副典狱长出去了，不过我有个亲信刚好在那儿，他真正的名字我忘了，大家都叫他柴士特。柴士特负责浇花和给地板打蜡，我想那天有很多植物一定都渴死了，而且只有钥匙孔打了蜡，因为他只顾竖起他的脏耳朵从钥匙孔偷听事情经过。
　　他听到典狱长的门打开后又关上，然后听到典狱长说：“早安，杜佛尼，有什么事吗？”
　　“典狱长，”安迪说，老柴士特后来告诉我们，他几乎听不出是安迪的声音，因为变得太多了。“典狱长……有件事发生了……我……那真的是……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那你何不从头说起呢？”典狱长说，大概用他“我们打开《圣经》第二十三诗篇一起读吧”的声音：“这样会容易多了。”
　　于是安迪开始从头说起。他先说明自己入狱的前因后果，然后再把汤米的话重复一遍。他也说出了汤米的名字，不过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来，这是不智之举，但当时他又别无他法，如果没有人证，别人怎么可能相信你说的呢？
　　当他说完后，诺顿不发一语。我可以想象他的表情：整个人靠在椅背上，头快撞到墙上挂着的州长李德的照片，两手合十，指尖抵着下巴，嘴唇噘着，从眉毛以上直到额顶全是皱纹，那个三十年纪念襟章闪闪发亮。
　　“嗯，”他最后说，“这是我听过的最该死的故事。但告诉你最令我吃惊的是什么吧，杜佛尼。”
　　“先生，是什么？”
　　“那就是你居然会相信这个故事。”
　　“先生，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柴士特告诉我们，十三年前那个在屋顶上毫无惧色地对抗哈力的安迪·杜佛尼，此时竟然语无伦次起来。
　　诺顿说：“依我看来，很明显那个年轻的汤米对你印象太好了，他听过你的故事，很自然的就很想……为了鼓舞你的心情，比方说，这是很自然的。他太年轻了，也不算聪明，他根本不知道这么说了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我现在建议你——”
　　“你以为我没有这样怀疑过吗？”安迪问，“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汤米那个码头工人的事情。我从来不曾告诉任何人这件事，甚至从来不曾想过这件事！但是汤米对牢友的描述和那个工人……他们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我看你也是受到选择性认知的影响。”诺顿说完后干笑两声。“选择性认知”，这是专搞狱政感化的人最爱用的名词。
　　“先生，完全不是这样。”
　　“那是你的偏见，”诺顿说，“但是我的看法就不同。别忘了，我只听到你的片面之词，说有这么一个人在乡村俱乐部工作。”
　　“不，先生，”安迪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
　　“总之，”诺顿故意提高声调压过他，“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好吗？假定——只是假定——假定真有这么一个叫布劳契的家伙。”
　　“布拉契。”安迪连忙道。
　　“好吧，布拉契，就说他是汤米在罗德岛监狱的牢友。非常可能他已经出狱了，很好。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和汤米关在一起时，已经关在牢里多久了？只知道他应该坐六至十二年的牢。”
　　“不，我们不知道他关了多久，但汤米说他一向表现很差，我想他很有可能还在狱中。即使他被放出来，监狱一定会留下他的地址、他亲人的名字——”
　　“从这两个资料几乎都不可能查得出任何结果。”
　　安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脱口而出：“但这总是个机会吧？不是吗？”
　　“是的，当然。所以，让我们假设真有这么一个布拉契存在，而且仍然关在罗德岛监狱里。如果我们拿这件事去问他，他会有什么反应？他难道会马上跪下来，两眼往上一翻说：‘是我干的！我干的！判我无期徒刑吧！’”
　　“你怎么这么迟钝？”安迪说。他的声音很低，老柴士特几乎听不清，不过他清清楚楚听到典狱长的话。
　　“什么？你说我什么？”
　　“迟钝！”安迪嚷着，“是故意的吗？”
　　“杜佛尼，你已经浪费我五分钟的时间了，不，七分钟，我今天忙得很，我看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
　　“高尔夫球俱乐部也会有旧出勤纪录，你没想到吗？”安迪喊道，“他们一定还保留了报税单、失业救济金申请表等各种档案，上面都会有他的名字。这件事才发生了不过十五年，他们一定还记得他！他们会记得布拉契的。汤米可以作证布拉契说过这些话，而乡村俱乐部的经理也可以出面作证布拉契确实在那儿工作过。我可以要求重新开庭！我可以——”
　　“警卫！警卫！把这个人拉出去！”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安迪说。老柴士特告诉我，安迪那时几乎在尖叫了。“这是我的人生、我出去的机会，你看不出来吗？你不会打个长途电话过去查问，至少查证一下汤米的说法吗？我会付电话费的，我会——”
　　这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守卫进来把他拖出去。
　　“单独关禁闭，”诺顿说，大概一边说一边摸着他的三十年纪念襟章，“只给水和面包。”
　　于是他们把完全失控的安迪拖出去，他一路喊着：“这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你不懂吗？我的人生——”
　　安迪在禁闭室关了二十天，这是他第二次关禁闭，也是他加入这个快乐家庭以来，第一次被诺顿在纪录簿上狠狠记上一笔。
　　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时，我得告诉你一些有关禁闭室的事。我们缅因州的禁闭室是十八世纪拓荒时代的产物。在那时候，没有人会浪费时间在“狱政学”或“改过自新”和“选择性认知”这些名词上，那是个非黑即白的年代，你不是无辜，就是有罪。如果有罪，不是绞刑，便是下狱。如果被判下狱，可没有什么监狱给你住，缅因州政府会给你一把锄头，让你从日出挖到日落，给自己掘个坑，然后给你几张兽皮和一个水桶，要你躺进自己掘的洞里。下去后，狱卒便把洞口用铁栅给盖上，再扔进一些谷物，或者一个星期给你一两块肉，周日晚上说不定还会有一点大麦粥吃吃。你小便在桶里，狱卒每天早上六点的时候会来倒水，你也拿同一个桶子去接水。天下雨时，你还可以拿这个桶把雨水舀出洞外……除非你想像老鼠一样溺死在洞里。
　　没有人会在这种洞中住太久，三十个月已经算很厉害了。据我所知，在这种坑中待得最久、还能活着出来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精神病患者，他用一块生锈的金属片把同学的命根子给剁了。他在洞内待了七年，不过当然是因为他还年轻力壮。
　　你得记住，当年只要比偷东西、亵渎或在安息日出门时忘了带手帕擤鼻涕等过错还严重些的罪名，都可能被判绞刑。至于上述这些过错和其他轻罪的处罚，就是在那种地洞中关上三至六个月或者九个月。等你出来时，你会全身像鱼肚一样白，眼睛半瞎，牙齿动摇，脚上长满真菌。
　　肖申克的禁闭室倒没有那么糟……我猜。人类的感受大致可分为三种程度：好、坏和可怕。当你朝着可怕的方向步入越来越黑暗的地方时，再进一步分类会越来越难。
　　关禁闭的时候，你得走下二十三级楼梯才会到禁闭室。那儿惟一的声音是滴答的水声，惟一的灯光是来自一些摇摇欲坠的六十瓦灯泡发出的微光。地窖成桶状，就好像有钱人有时候藏在画像后面的保险柜一样，圆形的出入口也像保险柜一样，是可以开关的实心门，而不是栅栏。禁闭室的通风口在上面，但没有任何光亮会从上面透进来，只靠一个小灯泡照明。每天晚上八点钟，监狱的主控室就会准时关掉禁闭室的灯，比其他牢房早一个小时。如果你喜欢所有时间都生活在黑暗中，他们也可以这样安排，但没有多少人会这么做……不过八点钟过后，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墙边有张床，还有个尿罐，但没有马桶座。打发时间的方法只有三种：坐着、拉屎或睡觉，真是伟大的选择！在那里度过二十天，就好像过了一年一样。三十天仿佛两年，四十天则像十年一样。有时你会听到老鼠在通风系统中活动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连害怕都不知为何物了。
　　要说待在禁闭室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你有很多时间思考。安迪在享受面包与水的二十天里，好好思考了一番。当他出来后，他再度求见典狱长，但遭到拒绝，典狱长说类似的会晤会产生“反效果”，如果你想从事狱政或惩治工作的话，这是另一个你得先精通的术语。
　　安迪很有耐心地再度求见典狱长，接着再度提出请求。他变了。一九六三年，当春回大地的时候，安迪脸上出现了皱纹，头上长出灰发，嘴角惯有的微笑也不见了。目光茫然一片。当一个人开始像这样发呆时，你知道他正在数着他已经度过了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星期，甚至多少天的牢狱之灾。
　　他很有耐性，不断提出请求。他除了时间之外一无所有。夏天到了，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首府承诺将大力扫除贫穷和消除不平等，浑然不知自己只剩下半年的寿命了。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名叫“披头士”的合唱团正冒出头来，但在美国，还没有人知道披头士是何方神圣。还有波士顿红袜队这时仍然在美国联盟垫底，还要再过四年，才到了新英格兰人所说的“一九六七奇迹年”。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外面那个广大的自由世界里。
　　诺顿终于在六月底接见安迪，七年以后，我才亲自从安迪口中得知那次谈话的内容。
　　“如果是为了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安迪压低了声音对诺顿说，“你以为我会说出去吗？我这样是自寻死路，我也一样会被控——”
　　“够了，”诺顿打断道。他的脸拉得老长，冷得像墓碑，他拼命往椅背上靠，后脑勺几乎碰到墙上那幅写着“主的审判就要来临”的刺绣。
　　“但——”
　　“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提到‘钱’这个字，”诺顿说，“不管在这个办公室或任何地方都一样，除非你想让图书馆变回储藏室，你懂吗？”
　　“我只是想让你安心而已。”
　　“呐，我要是需要一个成天哭丧着脸的龟儿子来安我的心，那我不如退休算了。我同意和你见面，是因为我已经厌倦了和你继续纠缠下去，杜佛尼，你要适可而止。如果你想要买下布鲁克林桥，那是你的事，别扯到我头上，如果我容许每个人来跟我说这些疯话，那么这里每个人都会来找我诉苦。我一向很尊重你，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你懂吗？”
　　“我知道，”安迪说，“但我会请个律师。”
　　“做什么？”
　　“我想我们可以把整件事情拼凑起来。有了汤米和我的证词，再加上法庭纪录和乡村俱乐部员工的证词，我想我们可以拼凑出当时的真实情况。”
　　“汤米已经不在这里服刑了。”
　　“什么？”
　　“他转到别的监狱去了。”
　　“转走了，转到哪里？”
　　“凯西门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