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秦王亲率四人和李靖等，早朝见驾。舞蹈已毕，秦王至高祖驾前，备细将杜世廉、张一奇、薛仁禹阝归服之事，和林太空得道坐化，杜伏威等善观天象，命子归唐，仙游情节，一一陈奏。高祖龙颜大忧，赐御宴，授杜世廉为济源侯龙虎将军，薛仁禹阝为遂平侯金吾将军，张一奇为汤陰侯骠骑将军，子孙世袭官爵，各赐锦袍玉带，采段金花。钦差工部官盖造三处府门私第。查讷职授昭勇将军，尉迟仲贤职授安远将军。以下将勇，各各升官赏赉。西蜀各郡州县官员，俱照原职镇守本郡。杜世廉等上表谢恩。唐高祖又敕赐西蜀南平府缙云山下创造殿宇，装塑林澹然、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神像。林澹然敕赠为通玄护法仁明灵圣大禅师，杜伏威赠为正一静教诚德普化真人，薛举赠为正一五显仁德普利真人，张善相赠为正一咸宁淳德普济真人。数月之间，殿宇已成，敕赐匾额，唐高祖亲笔御书三字，名为“禅真宫”。自此远近烧香士女，络绎不绝，最是灵感。百姓祈禳作福者甚多，家家供奉，户户瞻依。至今改为重庆府，缙云山下殿宇旧迹基址犹存。有诗为证：
　　南平西北缙云山，三子成真逝不还。
　　万古千秋遗迹在，至今游客指颓垣。
　　后来查讷致仕，善终于家，其子查衡袭职。尉迟仲贤因随驾征讨突厥，亡于阵中，赠武平侯，子孙世袭其爵。杜世廉、薛仁禹阝，皆享富贵三十余年，寿至九旬而薨。只有张一奇于贞观十一年，奉旨征剿高丽，舟至鸭绿江。狂风骤起，大浪掀天，战舟将覆，被高丽王部下大将哈都罕儿所获。张一奇义不屈节，自刎而死。唐太宗怜其忠，立祠享祭，赠为郑国公，其子张镛袭授国公之职，后世子孙俱登科甲，直至皇明，依然一大族也。后贤观此，作一词以志感，词名《满江红》。词云：
　　碌碌浮生，囗虚度、一番岁月。祗只为，是非荣辱，令人周折。舌剑
　　唇枪徒自毙，纷纷蚁阵谁优劣？到头来、未免梦黄粱，空悲切。谁打
　　破，风流袕？谁打散，愁眉结？终有个兴罢、酒阑人歇。明哲知机须及早，
　　等闲两鬓堆霜雪。君不见、三侠弃职访蓬莱，登金阙。
　　前言
　　《禅真逸史》，全称《新镌批评出像通俗奇侠禅真逸史》，八卷四十回。明末方汝浩编著。据该书刊行人夏履先书前所撰《凡例》，知道早在元代就存有一个“意晦词古，不入里耳”的内府旧本，今本乃是在原作基础上，“刊落陈诠，独标新异”，并使之“描写精工，形容婉切”，面铺演成四十回的规模。所以，它是明代旧小说加工风气下的一个改编增补本。旧本作者已不能详考，改编者方汝浩亦鲜为人知，现仅知道，他号清溪道人，也称清心道人，还写过一部以酒色财气为神魔的《扫魅敦轮东度记》。其乡贯说法不一。孙楷第先生据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本“囗水方汝浩清溪道人”题识，谓为洛阳人。戴不凡疑“囗水”系“囗水”之误，且交友中有“古吴”爽阁主人，评阅人有“西湖渔叟”，疑其为浙江人。谭正璧以洛阳为其原籍，杭州为居所，也成一说。
　　这部小说的情节十分曲折，它描述的是：南北朝时期，东魏将军林时茂禀性忠直，因事与丞相高欢之子高澄结仇，他深恐高澄日后报复，就削发为僧，改名澹然，逃奔梁国。路上为民除害，以武艺高强、材德兼备，被荐为建康宝刹妙相寺副住持。正住持钟守净贪鄙好色，不守清规，澹然好言相劝，反结怨怀恨，并以谗言说动武帝，欲加迫害。澹然得报，连夜潜出，历尽艰辛，死里逃生，重返东魏。在张家庄，澹然因除妖得到仙人所授三卷天书，从此定居研习，修真授徒，拯世济民。这是前二十回以林澹然为中心人物的一条情节主线。后二十回，人物与情节都有变化，林澹然已退居幕后，他的三个门徒杜伏威、薛举、张善相走到台前，情节转而叙述他们的家世以及成长、结义的过程，以浓笔重墨描述北齐时代，四海滔滔，他们竟联络各路英雄，高举义旗，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攻城夺府，于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久受段韶招降，列士封王，镇守西蜀。至隋末，复归降李世民。唐初，澹然圆寂，杜、薛、张经仙人点化，大梦顿觉，遂弃位学道，云游方外。唐高祖各敕赠灵圣大禅师及普化真人、普利真人、普济真人封号，一释三真，均成正果。故事翻腾变化，条分缕析，至最后方豁然开朗，点明题意。
　　全书的整体构架是一个佛教故事，它先写澹然的德行，意在强调佛家的精神修炼，其后专叙杜伏威诸人之事，也是借以展示澹然的事业和高风。“迹种种异，道种种同”，故最后指迷说教，皈于佛道。这样张扬佛教，是与南北朝时代南梁、北魏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大力发展相适应的。南北朝时期又是儒、释、道三教大论辩的年代，经过激烈的论争，结果是互相汲取，在某些方面融合起来。所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或为释氏高人，或为释氏门徒，他们都得到仙家的传示，崇尚神仙符-，并学了道家观星望气、补阳炼陰、驱神役鬼一套法术，俨然是一批道者。不宁唯是，在这些释道高人的内心深处，又满是纲常名教的思想，诛奸锄妖、辅佐明主、留名青史的雄心，不得意时，也是高山流水、长啸狂歌的志趣，全是儒家者流的行藏。可见，释而道，道而儒，三教合流，三教互补，正是这部小说总体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反映了我国古代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演变的真实面貌。我国古代小说中，没有哪一部作品如此鲜明地打上这种宗教思想密切交融的印记，这就为它在思想文化史和小说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这部小说积极的思想意义在于：它通过对梁、魏社会现实的描写，表现了庸君媚臣礼佛参禅，造成了奸佞得势，英雄斥逐，朝政废弛，烟尘四起的恶果。以侯景之乱为结局，作品写出了国家沦亡、生民涂炭的不幸，对梁武帝一心追求极乐世界，最终幽居宫禁、饿死台城的下场作了辛辣的讽刺，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干戈四境尚谈经，国破家亡佛不灵”的历史教训。小说以钟守净为反面典型，揭露了上层僧侣贪财好色、伤风败俗的丑行，暴露了他们口诵弥陀、心藏荆棘的陰险嘴脸，使人们看到被梁武帝定为国教的佛教教会势力的黑暗面。作品还通过对萧梁、东魏、北齐诸国社会矛盾的描写，使人们看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害民的官府。盘剥百姓的豪绅。举朝上下有牛进、周乾、桑皮筋、吴恢、蒋太守、汤思忠、甄雍一类贪官污吏为非作歹、残害无辜，才促发了薛志义、缪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作者多处赞扬了他们的绿林高义，肯定了这些起义英雄剪戮豪强、济困怜贫、替天行道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因而继承了古典小说民主性思想的光彩。